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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杜尔班不过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要我订卧铺，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谢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请你不要吝啬。”
我谢谢他，并请他不必操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九章 更多的苦头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
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第十章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了解，因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我觉得为难起来，不晓得去哪里才好，因为我恐怕没有一家旅馆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灯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稍微空闲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过夜。我应当承认，我连这一点也不敢要求他，因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却和我攀谈起来了。
“这么说来，”他说道：“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从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我对这个建议有些怀疑，不过我还是向他致谢，并且接受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