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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家必须有一个好佣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佣人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作为同伴和帮手住在我家里的。我有一个厨子，他已成为我家里的一员。我还有几个事务所的文书，和我同住同吃。
我以为在这种体验中，我有相当多的成功之处；但是在生活的惨痛经验中，也并不是毫无缺陷的。
我的那个同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我以为他对我是很诚实的。然而这一点我是受骗了。他对住在我家里的一个文书心怀嫉妒，编造了这么严密的一个罗网，使我对这个文书产生了怀疑。这位文书朋友有他自己的怪脾气，他一知道我在怀疑他，便立刻离开了我的房子和事务所。我很难过，觉得说不定是我对不起他，而我的良心也一直使我烦闷。
这时，厨子正需要有几天的假期，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原因需要走开几天。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这个新来的人，我在以后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是对我来说，他却是一个上帝特意派遣的人。他来了不过两三天，便发现某种不正常的事情，正在背着我在我家里偷偷地进行，他决心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易于信任别人而且对人率直的人。所以这个发现对这个人来说，更使他震惊。每天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常常从事务所回到家里吃饭。有一天大约是十二点钟了，这个厨子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你会大吃一惊的。”
“怎么回事啦？”我问道：“你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事务所去看呢？”
“你要不去，你会后悔的。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了。”
我觉得他的坚持有一种督促力量。我立即回家，有一个文书和我一道，那个厨子则走在我们前头。他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那位同伴的房间说：“打开这扇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知道了。我敲着门，却没有回答！我使劲地敲门，连墙壁都摇晃起来了。门开了，我看见房里有一个妓女。我要她走开，永远不许她再来。
我转身对那个同伴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你往来了。我一直受了欺骗，自己当了傻瓜。这就是你对待我对你的信赖吗？”
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掀我的底。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说道：“无论我做什么，都可以公开。但是你得马上滚开！”
这使他更恼了。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了，便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你去通知警长，为我致意，说有一个同我住在一起的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再住在我家里，可是他不肯走。如果警察局能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这向他表明，我是很认真的。他的罪行使他紧张起来。他向我道歉，要求我不通知警察，答应立即离开我家里，之后他照做了。
这件事在我的生活中算是一次及时的警告。一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我是如何被这罪恶的精灵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当初我收容他，是采用了坏的方法想要达到好的目的，叫做“缘木求鱼”。我早就听说这个同伴的品行不好，但我相信他对我诚实。我想要改造他，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置之不理，对他的过于信赖完全把我蒙蔽住了。
要是没有这个新厨子，我就不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而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之下，说不定我就不能够过着我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生活。我就将永远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就会有力量置我于黑暗之中而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上帝拯救了我。我的用心是纯洁的，所以我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得到了挽救，而这一次早年的经历却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提出了警告。
这个厨子可以说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在我家里住下去。可是没有别人能打开我的眼界。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女人被带到我家里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以前她常常来，但是谁也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谁都知道我是多么盲目地信任那个同伴。这个厨子，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就是专为这件事情被派遣来的，因为当时他马上要求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的家里，”他说道：“你是这么容易上当，这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让他走了。
如今我才发现，毒化我的耳朵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同伴。我竭力设法想要补救我所做的对不起那个文书的事情。然而我始终不能完全使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憾事。不管你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第二十四章 回国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有三年之久了。我已经多少了解了当地的人，而他们对我也有所了解。1896年我请准假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我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经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而且人们显然感觉需要我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家一趟，带着妻儿回来定居。我还觉得，如果我回国转一下，我也许还可以做一点公众工作，教育公众舆论并引起人们对于南非印度人的更大兴趣。3英镑人头税是一个已经公开了的疮疤，除非加以废除，人们是不会平息下来的。
不过我走了以后，谁来负责大会和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从商界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担当得起经常性的工作以执行秘书职务、并且受到印度侨团的尊敬的，就算他们两人了。做秘书的当然需要具有能够应付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已故阿丹吉·米耶汗的名字，大会同意任命他为秘书。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①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语②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①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是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现在绝大部分定居于南印度。泰米尔和德鲁古是他们的主要语言——译注。
②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即印地语（Hindi），通行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印度大部分人通用的语文——译注。
可是我把话扯远了。让我讲完我的航程吧。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的船长。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精神上的问题多于航海生活。他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训如同儿戏；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引起了我对于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回忆。他认为不论什么宗教如果对人加上什么道德上的约束，总是不好的。我的素食一直是所有这种争论的题目。我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举例子说，他创造了植物世界的目的一样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卷入宗教的争论上去。
我们谁也说不服谁。我肯定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这位船长对于他所持的相反的意见，则是深信不疑。
愉快地航行二十四天以后，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第二十五章 在印度
火车在开往孟买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一逛。我还得到药店里买一点药。药剂师还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药时慢条斯理，以致我赶回车站时，火车正好开走了。站长好心地为我延缓了一分钟的开车时间，但是没有看见我回来，只得细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车。
我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就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对者。我记得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吉士尼先生，告诉他我如何误了火车，请他约个时间谈谈，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应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报导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懂得、并且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应得的赤裸裸的正义罢了。”
我把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看一看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①，并计划着摆在我面前的工作。
①三河汇合处（Triveni）实指恒河（Ganges）和朱木那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认为是圣地——译注。
这一次和《先驱报》主笔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件终于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逗留，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去，着手准备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功夫。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我在这本小书中有目的地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状况的景象。我所用的文字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闻的事实往往甚过于真象。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一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款总社摘发纳塔耳。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夸大了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耳的遭遇，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耳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