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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但是我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二、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的初次体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已成为我今天的同事。
这时孟买发生了传染病，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奇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在卫生部门会有些帮助，我便向政府报名投效。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去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检查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拒绝我们去检查厕所，而且他们还按照我们的建议，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工作。然而当我们去检查上等人家的时候，有人甚至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洞洞的，又臭又脏，蛆虫横生。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荒谬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看见我们来了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那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
我问道。
“欢迎得很，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地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当；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礼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礼神庙的僧侣和我的家庭很友善，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礼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这是人们常常从墙外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当餐盘用的叶子的地方，是乌鸦和老鹰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的建议究竟被这位僧侣采纳了多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拉奇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看见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很难过。一个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人们都指望在清洁卫生方面受到特别重视。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经典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第二十六章 两种热情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很难有人可以相让。现在我明白，我对于真理的爱，就是根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纳塔耳所参加的集会，没有一个不奏国歌的，当时我就感到，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所看见的种族偏见，我以为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和英国人争相效忠于国王。我以谨慎的坚持力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遇有机会表达这种忠诚的时候，我总是毫无矫饰地参加。
我一生之中，从来不曾滥用这种忠诚，也从来没有想借忠诚为手段，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就我来说，忠诚勿宁是一种义务，我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奇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怀疑这种庆祝主要恐怕是摆摆场面而已。我发现当中有很多讹诈，心里相当难过。我开始反问我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委员会工作，但最后决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祝活动中有一项建议是植树。我看见很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而已。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建议；要吗认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们听见我这种说法，都禁不住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很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把英国国歌教给家里的孩子。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这个歌词在我心中引起了冲突。因为我关于“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格外谨慎了。这支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行，特别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搅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见解，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是谈到。
和忠诚一样，护理别人的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爱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写作有关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时，我有一个机会匆匆跑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教育公众舆论，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细心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样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所能够指导你的很少；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公众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是很同情的，能够有力地指导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这两位老前辈劝我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公众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及时地见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备地去承受他的威仪的。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头衔，知道我是去见“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象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我。我们的会面是在他的寝室里进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姐姐和姐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终于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种热情，以致我常常抛开自己的工作不顾，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除非人们从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服务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看样子，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妨碍人的成长而且损害他的精神。为人服务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以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别的一切欢乐和财富全都为之黯然失色。
第二十七章 孟买的集会
就在我姐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买去出席公众大会，实在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我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劳累，我已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连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就完全听凭上帝的安排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会前夕下午五时亲自到他的事务所报到。
“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想即席发言。”
“那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在这里做报告不好，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你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成吧？”
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尽力为之。
“那么，告诉我：什么时间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夜里十一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出席大会的时候，我才懂得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讲话的集会，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的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声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叫我大声念下去，给我打气。而我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刚好合适，但是听众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华恰”、“华恰”的叫喊声。华恰先生便站起来念着讲稿，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时以喝彩和“可耻”——必要的时候——的喊声打断他念讲稿。这使我心里快活起来。
费罗泽夏爵士喜欢这次的讲话。我觉得无上的快乐。
这次的集会使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暂时不提，因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决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这位波希友人，因为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结婚。他得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择取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然而巴希·罗斯敦济因为改变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姐妹现在还以亲自从事织布工作为那位从中作梗的姑娘赎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走。今天他正为自己的食言而做着足够的补偿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一直没有来。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现在也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所以我想劝诱律师到南非去的三次尝试，都没有结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