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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
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
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
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
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第二十三章 再到南非去
曼尼拉尔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