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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就是实行肉体上的“节欲”也是充满着困难的。今天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我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的完全的自主，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或不够努力，但是那些不正当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向我作突然的袭击，却仍然是我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锁闭不正当思想的钥匙的，但这一把钥匙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找。圣者和贤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并未给我们留下普遍适用的单方。因为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上帝的恩惠，所以追求上帝的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如《罗摩衍那》等，都以吉祥和纯洁著称。我们如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本宗教典籍都有的教训，我在追求完美的“节欲”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感觉到这个教训的真实。
不过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几章还要谈到。我想说明我怎样完成这个目的来结束这一章。最初由于一时的热情，我觉得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头一个办法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和她分室。
可见我从1900年就随意实行的“节欲”，直到1906年六七月间才以誓言巩固下来。
第二十六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诞生
这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所发生的事情，都好象在使我这种自洁的功夫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初步工作。我现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为“节欲”的誓约而达到极顶的重要事件，都在暗地里替这个运动作着准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对这些解释，而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字来表示这个斗争。
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
这个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我在南非生活的历史，特别是我在那里体验真理的历史。我在耶罗佛达狱中写了这部历史的一大部分，出狱以后才全部写完。它最先发表于《新生活》，后来才印成单行本。华尔济·戈温吉·德赛先生曾为《思潮》译成英文，不过我现在正在安排尽早出版一部英译本，以便人们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实验。对于那些还没有读过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的人，我愿意介绍他们读一读。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本书的内容大意，但是以下几章我要谈一谈该书所没有谈到的我在南非的几件个人遭遇。这以后，我将立即给读者提供一些我在印度体验真理的情况。因此想要按照严格的编年史体裁来看待这些体验的读者，现在就可以好好地抓住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历史了。
第二十七章 饮食方法的更多的体验
我急于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实行“节欲”，我也同样热望于把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并以培养纯洁的气质来使自己适应这种做法。因此就饮食问题来说，我又作了更多的改变以便对自己加以更大的节制。从前的一些改变，动机大多数是出于议究卫生，可是这一回新的实验却是着眼于宗教观点。
现在绝食和节制饮食在我的生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形影相随的。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为了控制情欲和食欲，我遇到过不少困难，就是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把它们克服了。我自以为是一个能吃能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朋友们认为我应该克制的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如果我的克制能力达不到现有的程度，我就降低到让野兽还不如的地步，自己也就老早完蛋了。然而，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才能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们，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这些年来我才能够振作起来工作。
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且意外地和气味相投的人交上了朋友，我开始纯粹以水果充饥，或者是在“叶卡达希”日绝食，“建摩斯达密”①和其他类似的节日也绝食。
①建摩斯达密（Janmashtami），这是印度教神话中黑天的生日，在七、八月间的下半月，虔诚的印度教徒到了这一天便绝食纪念——译注。
开始的时候，我吃的是水果，但是从节制的观点来说，水果和谷物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我发现如果以同样的嗜好对待这两种食物，只要习惯了，可能还吃得更凶。因此对于绝食以及在节日一天只吃一顿的做法，我就更加看重了。而且只要遇上忏悔之类的场合，我总是乐于利用它来进行绝食。
然而我还明白，由于现在身体更加枯竭了，食物有了更好的滋味，而胃口也更大了。我知道绝食可以作为放纵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同它可以作为节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一样。以后我自己和别人的许多经验都可以为这个奇异的事实提供证明。我要改善和锻炼身体，但是因为我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节制和征服我的口欲，我先是挑选一种食物，然后再挑选别的，同时则限制食量。但是我的胃口还是象从前一样旺盛。当我不吃某一种东西而改吃另一种东西的时候，这后一种东西往往比前者更加鲜美和好吃。
我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同伴，其中主要的是赫曼·卡伦巴赤。关于这位朋友，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中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不想重复。无论是在绝食或改变饮食的时候，卡伦巴赤先生总是同我一起进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高潮时，我同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我们商量变换食物，从新的食物中比从旧的食物中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当时谈论这些事情是兴味盎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不恰当。然而经验教导了我，讲究口味是错误的。吃东西并不是为了满足口味，而是为了保持体力。当每一种感觉器官都在为身体效力而且通过身体支持着灵魂的时候，食物的特殊滋味没有了，这时食物才是以大自然期望于它的方法开始发挥其作用。
为了达到这种同大自然相和谐的境地，实验多少次都不嫌多，任何牺牲也不嫌大。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潮流却在强烈地朝相反的方向奔流。为了粉饰行将消灭的肉体，为了力图把其生存的时间延长片刻，我们并不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为耻，其结果是我们毁灭了自己，肉体和灵魂同归于尽。为了治疗一种旧病，我们引起了成百种新的疾病；为了享受声色之娱，我们终于连享受快乐的能力都丧失殆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眼前掠过的事实，但是再没有比那些视而不见的人更盲目了。
这样把目的和意图交代清楚以后，现在我要较为详细地谈一谈饮食方法的体验了。
第二十八章 嘉斯杜白的勇气
我的妻子生平有三次因为重病而濒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药品治好的。她害头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她患痔疮。有一次医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为衰弱，所以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醉。手术经过良好，但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还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来看护她。这是发生在杜尔班的事情。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嘱我不必为病人担忧。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体过弱，甚至不能坐起来，而且一度不省人事。医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我我，请我允许他给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况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可以。“可是，”医生说道：“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还是请你自己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需要规定病人的饮食，我就不能对你的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我当天搭上火车回杜尔班，见到了那位医生，他安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给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这可是一种欺诈了。”我说道。
“给病人开药方和规定饮食，谈不上什么欺诈不欺诈。事实上我们做医生的，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亲戚，也当作是一种美德。”医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也是我们个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尽，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致命。当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没有话说。”
“你的哲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疗之下，我便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请你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亲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摩奴法典》①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