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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达（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译注。
象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总是继续发展的。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极为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一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短，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那来的一个电报宣布戈克利逝世了。圣提尼克坦陷入悲痛之中。所有的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国家的损失。那是一个庄严的集会。我即日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照旧留在圣提尼克坦。
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以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你看是在什么时候？”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不打算做什么。因为戈克利叫我答应过他，要我旅行全印度以广见闻、吸取经验，在这个观察时期内，不准我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过了一年，我也不急于说话或表示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至于有什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笑我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并且说：“等你在印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得到纠正的。”
第五章 三等乘客的疾苦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第六章 追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
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
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第七章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