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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问题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遞了请愿书、打了电报，甚至忍气吞声地承受专员的侮辱和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而不成体统，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于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象白书一样明亮，而且是这样的温和，以求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强有力的问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相反，农民们却争吵着说，收成不足二分五。然而政府根本不听，而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祈求都失败了，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便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除了凯达的志愿人员以外，我在这次斗争中的主要同志有伐拉·白·巴德尔，商卡拉尔·班克，安娜舒耶朋夫人，印都拉尔·扬兹尼克，摩诃德夫·德赛先生等人。伐拉白先生因为参加了这次斗争，不得不停止他那美好的而日益兴旺的律师业务，以后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他再也不能复业了。
我们的总部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
下面是非暴力抵抗者所签订的誓言：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关于这一次斗争，我不能用很多篇幅来叙述。所有同这次斗争有关的很多美好的回忆都不得不割爱了。凡是愿意对这次重大战斗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研究的人，读一读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完整而可靠的《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就够了。
第二十四章 洋葱贼
三巴朗因为是在印度的一个偏僻地方，而新闻界又不能报道那次运动，所以并没有吸引多少外来的访客。凯达运动的情形则不然，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有深切兴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准备全力加以支援。他们还不容易懂得，非暴力抵抗单单靠钱是不行的。钱是它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虽然作了劝告，孟买的商人还是给我们汇来了多于我们所需要的钱，所以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剩下好些钱。
同时，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员还得学习生活俭朴的新课程。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大大改变了。
对于农民们来说，这次战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们得走遍各村向他们说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主要的事情是要消除农民的害怕心理，使他们懂得当官的并不是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薪水的。但是要他们认识到把文明和大无畏的精神结合起来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消除了对于官员的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不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可是如果他们不文明起来，那就会破坏非暴力的抵抗，就象一小点砒霜掉进牛奶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文明的课程并没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抵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
开头的时候，人们居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政府似乎不打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在人民所表现的坚定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政府就开始使用压力了。收税的官员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处罚的通告到处张贴散发，有许多地方，农作物也被抵押了。这使农民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按照官员们的办法把他们的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官员们经过的路上，以便让官员们拿去抵押交税。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打算斗争到底。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商卡拉尔·巴立克有一个佃农把他的土地应交纳的田赋交付了。这引起了不安，商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他的佃农的错误，他把那块已经交了田赋的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救济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坚定那些被吓坏了的人们的心，我劝导他们，在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的领导下，把我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品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我并不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从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导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对于穆罕拉尔·潘提亚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喜欢这次运动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则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结束了。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跟着便有七、八个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管。穆罕拉尔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增加了人们的积极性。到了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再也克制不住了。开庭那一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时间的拘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能按照刑法“盗窃”的定义定罪。然而我们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开法院。
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人们给他的“洋葱贼”的光荣称号，一直到今天他还享有这个称号。
关于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将留待下一章去谈。
第二十五章 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
这次运动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人们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而我也有点犹豫，不愿让那些不屈服的人被导向彻底的毁灭。我正在设法寻找一种为非暴力抵抗者所能接受的可靠办法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一个办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收税官派人来告诉我，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要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果然写他了。然而一个税区的收税官只能负责他区内的事情，因此我便去问县里的税务长，因为只有他才能对全县的税收负责。我问他区收税官的话是否适用于全县，他回答说区收税官信中所说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但如果是事实的话，人们的誓言算是实现了。应当记得，那个誓言的目的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令表示满意。
然而这个结果远没有使我感觉快乐，因为它缺少每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时应得的好处。县税务长实施他的办法，好象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贫苦的人可以缓交，但是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人民有权决定谁是贫苦的人，可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他们无力运用这种权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运动的结束虽然被当作非暴力抵抗的胜利来庆祝，我却没有因此得到鼓舞，因为它缺乏彻底胜利的要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值得的。
但是，这次运动并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间接成果，也不是没有我们今天正在收获的好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却是凯达的斗争。他们学会了怎样使自己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他们牺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发现很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们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译者）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不可磨灭地印在公众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运动，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凯达的农民却很欢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有十足理由高兴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明白，他们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义的。
第二十六章 热中于团结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在进行。这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领袖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到敦促去参加会议，我已经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和我有着诚挚的关系。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见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称赞他们的服务和他们的勇气。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谊，渴望通过同他们的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无论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毫不勉强地跟着他们走，为的是要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
远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晓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我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消除障碍求得团结。我秉性不喜欢用奉承或有损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上帝在考验着我。
我既然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念从南非回国，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以前，他们却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申请到狱中去会见这两位兄弟，但是没有结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们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狱以后。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讲了话，讲的是穆斯林营救阿里弟兄出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把我带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我在那里邀请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接着我便和政府通讯，要求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基拉法①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过。我觉得如果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尽可能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宗教信仰的问题则不同，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会只有一个宗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穆斯林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