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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二月二十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抵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胡适的自传》，一九五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于是，陈独秀二月二日离沪，乘“大通轮”于二月四日抵达汉口。八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的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刚一走进去，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过警察的眼睛。“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一九五七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第三部分：酝酿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1
新生的苏俄关注着东方，列宁关注着东方。在派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试图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种种绝密的内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于解密。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处于国内混乱、国际围剿之中，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使中俄交通阻断。
列宁在万般困难之中，仍想方设法寻觅着东方的战友。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一旦兴起，那就是对新生的苏俄的最有力的支援。
列宁最初多次接见过的中国革命者，据苏俄档案记载，俄文的名字叫“Лау Сиу Джау”。早年的中译名为“鲁苏杜”。“鲁苏杜”何许人也？查遍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后来，根据“鲁苏杜”当年所担任的职务——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这一线索寻找，这才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刘绍周，又名刘泽荣。刘绍周，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词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在当年，却是列宁三次接见过的中国工人代表——历史，差一点淹没了他的名字！刘绍周，他的俄语比汉语讲得更流利，虽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一八九二年出生在中国广东西江之畔的高要县，那里蔗林成片，以盛产“端砚”著称；不过，他五岁时便离开了这片炎热的土地，随着父亲来到俄国。俄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以至就读于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系。如此这般，他成了俄国的华侨。
俄国的华侨并不多。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十万中国劳工根据俄国企业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来到这寒冷的北方邻国，成为那里的苦力。于是，华工猛然增多。一贫如洗，使他们本能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这次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二十五岁的大学毕业生刘绍周富有组织才干，当选为会长。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又当选为会长。这个华工联合会拥有近六万会员，声势不小。刘绍周成了华工们的领袖。十二月三十日，刘绍周在莫斯科召开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一次群众大会，号召华工坚决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当选为莫斯科分会主席。列宁注意到这支华工队伍。刘绍周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列宁还亲笔作如下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对刘绍周（泽荣）予以一切协助。”受苏联外交部的委托，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当列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
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便是刘绍周。
刘绍周见到了列宁。后来，刘绍周回忆道：“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三月五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列宁说：“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刘绍周先用汉语念了一遍祝词，又用俄语念了一遍。他的祝词，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祝词中说：“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友情。“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列席共产国际“一大”的另一名中国代表是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其实他是一个中国人，年幼时母亲病故，无依无靠，流浪在哈尔滨。哈尔滨离俄国不远，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俄国侨民。一位俄国医生喜欢这个孩子，收养了他，给他取了俄文名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原本叫“张永奎”。俄国医生把他带回了俄国，从此他在俄国长大。他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当选为该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刘绍周的中国旅俄华工领袖。刘绍周和张永奎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列席代表，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在共产国际“一大”之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接见了刘绍周。不过，当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刘绍周已是共产党员了。虽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刘绍周不再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出席会议，而是代表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俄国共产党中旅俄华侨党员的中央机构。那是一九二○年六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统一、集中旅俄华侨中的俄共（布）党员，于六月二十五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很巧，正是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