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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地发觉，“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七月中旬来到上海渔阳里二号，至八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八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第四部分：初创“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六岁，比张国焘大两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为了来沪迎接罗素。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财政部长，筹了一笔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要从北京来沪迎接他。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他是这样回忆的：“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引者注：即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一九一九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一九二○年七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九月底回到北京。我和李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一九二○年十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天，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七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义。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加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七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之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内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环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
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一九一五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信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信扔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一九一八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诗词选》，一三七至一三八页，人民文学出版一九八六年版。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