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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于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第五部分：响应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段：“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可惜，斯托扬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一九二○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小引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枝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学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一九○七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中曾这样回忆：“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陈致美虽然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一九一四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女”，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山，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一九一七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第五部分：响应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诞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作过一段说明：“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赢〕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了版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作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广东群报》出版了，在广东产生了影响。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那是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往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一九二○年二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的。那是为了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离沪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