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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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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第二部分:前奏《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丽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一九三六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柯庆施致陈独秀》(一九二○年),《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二九一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
  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独秀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好景不常。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经过这般大起大落,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二十六日上午说过的话。“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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