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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深夜入境的邓丽君，确实是依一本新使用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进关受检。紧接着，移民局通过宝丽金唱片公司查到了邓丽君女士在东京原宿的下榻地点——亚力土大厦18楼。
负责侦察的警员佐藤木在初步断定邓丽君入境所持的印尼护照系伪造的之后，深感案情重大，他一人无法作主，先命随同办案的6名警员控制住亚力上大厦18楼，然后佐藤木前往日本移民局，请示如何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
移民局事务长官说道：“自从1975年以来，一些落后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等因素，向日本的移民逐年增多。一些人甚至以高达1万至1。5万美元的代价来换取进入日本的签证。这种情况在香港地区尤为严重。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打击的措施才行，否则，各种假护照泛滥，我们将无法控制局面。”
佐藤木说：“可是邓丽君小姐是位经常在东南亚各国旅行的～位歌星，她根本不可能作为移民来到我们日本。即使她使用的印尼护照是假的，也与您所说的移民风潮下的假护照不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才合适呢？”
事务长官板着脸说道：“依我看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移民局既然身负打击假护照泛滥和控制非法移民入境的双重使命，那么就不论邓丽君是什么人，都必须依国际法对她进行拘查。”
佐藤木担心地说：“这样做未免过于武断，邓小姐肯定与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来日本定居。而且据我们侦察中得知，邓小姐是作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公司请来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将有首场演出，而且门票早在几日前就全部售出。在这样的时候对邓小姐进行拘查，是否会引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呢？如果一定对邓小姐进行依法拘查的话，也应该将时间选择在她的首场演出结束后进行才是！”
事务长官却拍案喝道：“这是法律，而且是依国际法行事，不是儿戏！佐藤警官，请按法律行事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佐藤木见移民局事务长官的决心已定，情知继续进言无益，只好返回亚力士大厦去执行对邓丽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时50分，佐藤木率领10余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员爬上了亚力上18楼，他们敲开了该楼层阳面的正室。当时，邓丽君正在准备前往新宿去参加当夜的临场演出，攀然间见自己的房间里闯进一群如临大敌的日本警员，不禁大吃一惊。从前，邓丽君所见到的日本警方人员大多是非常客气的，那是当她出现在观众包围的机场、车站或演出场所时，警方人员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这些佩带日本移民局徽章的警员们却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临时拘查证，这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你们要做什么？我是宝丽金唱片公司所邀请的客人。你们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与宝丽金公司取得联系才好，否则，我是不会跟你们谈什么的。”
“您错了，邓小姐，”佐藤木口气尽量和缓，因为在他的心里仍然对邓丽君有着深深的好感，同时对事务长官对邓丽君等同移民处理也心存异议，但佐藤木作为警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经地向邓丽君出示拘查证说：“根据日本移民局的有关法令，请邓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请问，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经过签证来到日本的歌唱演员啊，你们怎么能对我这样……粗暴？”邓丽君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难堪的事情，一位刚刚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击，远离父母双亲的女孩子，她做梦也没有料到在她来过几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会有一群警员要她在即将登台演出之前拘捕她。邓丽君因为惊骇和愤慨，面庞变得煞白，浑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来。
“问题也许恰恰就出在您的签证上面。邓小姐，目前东南亚的假护照很多，我们日本是一个不断受到假护照和偷渡犯干扰的国家，因此我们移民局就不得不对所有持伪造护照的外国旅客进行严肃的审查，”佐藤水用日语与不肯在那张拘查证上签字的邓丽君交谈，他说：“不过请邓小姐不要太紧张，只要经过审查，搞清假护照的来源，我们很快就给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护照并不是伪造的，你们弄错了！……我，我好委屈！”邓丽君大声地抗议着，反抗着，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们对我所持有的护照有异议也不要紧，我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请你们不要将我带走，今天夜里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经售出去了。只要允许我唱完这一场，我是可以到你们移民局去说清真相的！可以吗？”
“对不起，邓小姐，”佐藤木变得很无情，将桌子上的那张拘查证推到满面泪痕的邓丽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我们是在执行公务，我们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动。你必须马上放弃一切，跟我们到移民局去。邓小姐，请吧！”
邓丽君面对着一大群冷酷无情的日本警员，感到六神无主。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口，邓丽君忽然发现了床头柜上的电话。她急忙扑过去，操起了电话并开始拨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号码，可是却被佐藤木的一只大手按住了号盘，他声色俱厉地说：“邓小姐，请你签字吧！”
邓丽君呆立在那里。一直在鲜花和喝彩声中长大，处处受到人们尊重的她，此时如同猛然间被一只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荆棘，推向幽谷，她在这座豪华的大厦里变得孤立无援，宛如掉进了虎口。邓丽君纵然是满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见兵”无法说清。在无奈和愤意中她坚持了几分钟，后来她终于用手帕拭干了脸上的泪滴，拿起佐藤木递来的笔，在一张“拘查证”上百般无奈地写下“邓丽君”三个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率先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日本《东京新闻》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为：《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镇档入狱》，该文称：“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力士大厦18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为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应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每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空港》唱片及《岛国之情歌》大碟获得‘全日本七四年最佳新人奖’。此次邓女士缘何一念之差，以假印尼护照来访日本，内情一时难以猜度。但是无论何种因由，邓女士以假护照来日均系智者千虑之误。依其在日本及东南亚之声誉，来日本易于履平地，何故为此招惹是非，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事。据信，移民局在邓丽君被拘期间，严禁外出演出，主邀单位宝丽金公司为邓女士被拘一事深感棘手，正在积极为之奔走疏通，力争得以早释。”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新闻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新加坡（X 早报》上刊登的文章说：“……邓丽君自林振发死后，心情不舒，事业上开始走下坡路。该女近年接连因遭受情场打击而精神不振，此次林振发猝殁对其刺痛更重。如今再受‘假护照事件’之打击，估计是雪上加霜，今后邓丽君能否再以崭新的姿态现于东南亚歌台，亦尚难预卜。凡世间之事，皆盛极致衰乃物极必反之通理也！此次邓丽君在日本受此大辱，便是捧得高跌得重！但愿邓丽君小姐能忍辱自省，重振旗鼓……”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后，她当年出道发迹的故乡——台北市也是舆论大哗。许多报纸当然是想为邓丽君鸣不平，可是他们因为得不到邓丽君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与有利的证据而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些台湾的报纸不念同胞的情分，随波逐流，大放厥词。有一张《XX日报》，甚至不顾事件的真相，只凭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大做歪曲的报道。该报居然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蛊惑人心。
该文写道：“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第三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14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进入海关时难免面需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该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如此结局，不仅对她本人不利，亦为国人和当局大丢其脸……”
正是隆冬时节，拘留所里十分寒冷。惨淡的冬日阳光透过铁栅窗口，投映进邓丽君单独囚禁的房间。十几平方米的囚室，并没有在电影上所见到的那种阴森恐怖，邓丽君毕竟是一位华人著名歌星，她住在这里显然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优待。没有铁铐之类的东西加身，也没有监牢中常见的茅草地铺，她所睡的是一张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整洁。囚室内设有坐便马桶，她的简单行李——一只红色的皮箱也被带到这间临时的囚室里来，那箱子里就有她此次惹来祸事的紫红色旗袍，而那两本印尼和日本的护照此时被扣在移民局里。
邓丽君很憔悴。淡淡的日光从铁栅门外投映在她那张突然消瘦的面颊上，虽然只在拘留所里过了两个夜晚，对于邓丽君来说却好像过了漫长无边的两年。那双漂亮妩媚的大眼睛是那么忧郁，眼窝也深深地凹了下去。她默默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低着头在想心事。她在想自己在突然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到底是为什么？她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使用了一下印尼移民局主动颁发给她的护照，为什么就被日方悍然关进拘留所？这对于自尊自重，平生很注意公众形象的邓丽君来说，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打击。
“我的命真苦，我是那么地深爱着日本，深爱着那些欢迎我来访的歌迷，可是谁知道移民局会如此不讲情面，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就断定我那张来路正当的护照是假的呢？天理人心何在？”
昨天下午，当邓丽君独自在这间冰冷的小囚室熬过一夜零半天的时候，囚室紧闭的铁门终于开启。走进来的是恩师渡边正一和她本人在日本的代理人邓锡泉。他们是经过整整一上午的交涉，移民局才准许他们到拘留所来探望邓丽君的。邓丽君见了渡边和邓锡泉，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邓小姐，请你坚强起来，不必哭，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渡边正一经理了解邓丽君的为人，他从事发当时就不肯相信她会做出如外界传媒上所大肆宣扬的事情。现在他是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和邓锡泉一同来看她的，渡边说：“我和邓先生来见你，就是想请你将那张印尼的护照说清。它即便当真如外界所传，也大可不必惊慌。
我们只求你如实说出，千万不可有半句不实之辞，这样我们方才心中有底，前去和移民局说情。“邓锡泉见邓丽君在那里哭得伤心，也在旁边好言相劝说：”渡边经理是一位仗义的入，他来前已经去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渡边先生和三谷清总裁、大国敏雄副总裁说了许久，他说邓小姐是宝丽金公司邀来的客人，如今邓小姐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宝丽金公司理应出面向移民局保释邓小姐出去。三谷清总裁自然对邓小姐此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三谷清说，邓小姐必须说出那张印尼护照的真实来历，才好出面向移民局做保，因此只好请邓小姐实话实说！“
“那张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