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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去,说是总司令来了电报。”黄瀚丞心不在焉的说道,手里拿着杆铅笔,在一张藤纸上艰难的记着什么。
邹廷弼坐过去一看,却见那纸上写着些希奇古怪的名词,什么“超级市场”、“无仓库中转”,总之是看得莫名其妙。
“此是何物?”邹廷弼忍不住问道。
“这个是田长官转述总司令的话,说是什么‘现代零售企业’,田长官没有经营过拆货业,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讲得颠三倒四,不过我倒是听明白了,这洋人的拆货业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由此可见,这无论中外,拆货业都是一个道理,想办法便宜进货、便宜出货,尽量少占货栈,讲究薄利多销,而且洋人可比咱们狠多了,连这店里的伙计都不肯多请,叫客人自己去货架挑货,挑完了货再拿到打秤台打秤给价,真是抠门到了极点。”黄瀚丞边说边摇头。
邹廷弼惊讶道:“叫客人自己拿货?这是怎么个拿法?我在洋行里也呆过段日子,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洋人这么经营商业的。若是客人拿了货跑了,岂不是店家吃亏?大件货物还好说,若是那芝麻、咸鱼,往袖子里塞,谁又能看得出来?那些能够直接入口的干果又该如何陈列?”
“所以啊,这办法在咱们这里行不通,若是因偷货引起纠纷,少不了要去官府打嘴仗,若是拿了赃还好说,若是偷到手就吃下去,那店家只能自认倒霉,而且这讲得是零售,于小商小贩也不适用,不过么,这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倒是有些意思,直接从工厂、农户进货,只要计算准确,合理安排货物进出,那么就连备用的仓库、货栈都可以不要,真是另辟蹊径,让人叹为观止。”黄瀚丞击节赞道。
“这个……似乎对运输要求苛刻,而且,似乎要随时掌握当地行情,不然的话,那就是一锅粥。”
邹廷弼摇了摇头,想想租界的马路,再想想无锡的土路,他并不看好这种经营方式。
“这个离不开电报,至于运输么,一条汉水,一条长江,两条大江航运便利,支流众多,西可去四川,南可去洞庭湖,而航运中枢就是这九省通衢的汉口,不需车辆,直接用船运输就行了,北可达豫南、陕南,南可通岳州、长沙,陕西的皮货、河南的芝麻、湖南的鞭炮、上海的洋货,都可以用船运到汉口,省时省力,而且船只就是仓库。如此算来,这种经营方式倒是值得试一试的。”
“那这样一来,和那些洋行又有何区别?”邹廷弼问道。
“洋行只批发,不零售,咱们这可是既批发又零售,而且,直接从工厂、农户收购,也不必再受人宰割,这价格自然降了下去,洋货再便宜,总是便宜不过土货,那些农户出售土产,本就只是补贴家用,没指望赚多少银子,只要能收上门去,那价格简直就跟捡来的一样便宜,其实关键还是这个运输事宜,想赚银子就得自己兴办航运公司。刚才田长官说了,总司令打算就在湖北境内兴办一家造船厂,先造小船、驳船,去这家造船厂买船,军政府有补贴,按吨位计算,如此算来的话,在那里购船远比向洋商购船便宜,只是,目前黄志成周转不灵,想自己买船经营,却是力不从心。”
说到这里,黄瀚丞抬头看了邹廷弼一眼,问道:“邹先生,有没有兴趣合伙做这买卖?早年我也办过航运公司,只是因为洋商排挤、官府压榨才半途而废,如今共和军政府扶持华商,或许值得一试。”
邹廷弼捋了捋短须,说道:“鄙人于航运业不熟,不敢擅涉此道。不过,若黄先生真有兴趣,我可以多给你拆借些银子,不过要拿黄志成老店抵押。”
“老店已抵给江浙商帮了,我在江夏有些田产,你有无兴趣?”
“地契一到,拆借即成。”邹廷弼笑着拱了拱手。
黄瀚丞站起,也拱了拱手,但还没等他说话,却听田劲夫在屋外喊道:“邹先生,总司令刚才拍来电报,他不会回警备队了,直接回武汉。你若赶着去武汉,我带上你,和黄先生坐炮舰去,你们若是有随身的行李,我派人去客船上取。”
两人走出屋外,见田劲夫正提着个背包一瘸一拐往这边走,邹廷弼迎上几步问道:“总司令为何突然要回武汉?”
“总司令不坐船么?”黄瀚丞也走了过来。
田劲夫看了两人一眼,又抬头望望远处,说道:“反正也不是什么军事机密,报纸上肯定会有消息的,现在告诉二位也没什么。湖南的军政府内斗,两帮人互殴,昨天长沙巷战,今天贵州也闹腾起来了,一帮君宪派遗老遗少策动兵变,共进会的贵州都督叫人杀了,湖南、贵州局势不稳,共进会拍电报向总司令求援,总司令是赶去武汉坐镇的。总司令现在正从兴国洲往长江边赶,现在炮舰已在装煤,马上就起锚,咱们上了船往西走,总司令在西边等着,所以啊,二位不用到武汉就能见到总司令了。”
邹廷弼不无担忧的说道:“总司令随行带了多少兵?这当口,谁是敌谁是友分不清啊。湖南、湖北相邻,似应稳妥为上。”
田劲夫说道:“这个倒不必担心,总司令出行总是带着几百个卫兵的,装备精良。另外,咱们共和军在湘北岳州一直驻扎着一个师呢,还有湘北革命军辅佐,湖南的场子还是镇得住的。当初共进会还想把咱们共和军的部队赶出湖南,现在倒是忙不迭的发电报请总司令调遣共和军南下长沙了。嘿嘿,我早就知道,共进会那帮人眼高手低,成不了大事业的,吞了湖南、贵州还不满意,还想吞云南、广西,这可不就是蛇吞象么?咱们总司令也没那么大胃口啊。”
邹廷弼与黄瀚丞面面相觑,虽然不清楚湖南政情,可是他们也明白,在这种时候南方内讧,最开心的只能是袁世凯。
时局纷乱啊。
两人都在心里叹息,下意识的向西边望去。
湖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262章 湘黔事变(上)
湖南的局势相当严重。
“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绅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地缙绅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说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绅权。
湖南的绅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缙绅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缙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绅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缙绅们攫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缙绅”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缙绅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缙绅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缙绅力量才能维持权威,缙绅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缙绅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绅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绅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绅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缙绅们看做是放大了的绅权,在这里,往往缙绅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绅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绅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缙绅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缙绅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绅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绅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绅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缙绅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十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缙绅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政府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在的贵州军政府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革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耆老会”政府。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在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奸炸毁,弹药全失,最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醴陵,一路往北撤向湘阴,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共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入战备状态,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两天后几艘蒸汽船拖着一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岳州人心始定。
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电报一到,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虽然路上没敢耽搁,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短短三天时间里,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共进会退守醴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缺乏弹药的“革命联军”只好继续向东撤退,进入江西境内,本打算退往萍乡,与阎锡山、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精锐部队伏击,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会匪”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阴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虽然敌军攻势不猛,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如果不是蔡柳林的独立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恐怕湘阴也是守不住的。湘阴和醴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这里紧靠洞庭湖,又赶上长江汛期,水位较高,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湖北军政府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