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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于1849年开辟，起初不过是为来华经商的法国商人提供一处避风港，并作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基地，其繁华程度远远比不上当时的英租界，不过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大量躲避战乱的华人涌入法租界，借此机会，上海法租界才慢慢兴盛起来，满清朝廷覆灭前夕，上海法租界已有华人十多万人，而且借着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机会，上海法租界也趁机扩展了一次界址，租界面积有所扩大，虽然还比不上合并之后的上海公共租界，但作为法国的“远东前哨”，上海法租界在法国外交人士的眼里还是很有分量的。
与上海公共租界的经济繁荣景象不同，受制于中法贸易的冷淡，上海法租界的商业很萧条，在租界居住的法国商人主要是生丝商人，依靠几家生丝洋行在华收购生丝，运往法国里昂，作为丝织业的廉价原料为法国本土商人带来巨额利润。
其实法国人更看重的是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意义，这里不仅是法国天主教在华的两个主要据点之一，同时也是一部分中国失意政客寻求避难的场所之一，“戊申革命”之后，不少被赶下台的满清官僚都躲在上海法租界里，托庇于法国殖民当局，有的人利用以前在官场上积攒下来的黑钱开始转向商业经营，但有的人却仍对那失去的权力念念不忘，在租界里日夜谋划，试图东山再起，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冒险事业。
任何一个老练的政客都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些“棋子”，法租界为他们提供庇护，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投资，如果这个东方国家的局势持续动荡的话，这些失意的中国政客未必不能派上用场，当年法兰西大革命时，英国政府就是这样进行“投资”的，不少法国政客的亲英情结就是那时候扶持起来的，现在，法国殖民当局不介意学一次英国，在这帮东方失意政客身上进行一番划算的投资。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以及一个野心勃勃的外交人员，法国驻沪总领事窦麦礼就很重视这帮失势的满清政客，虽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将这些官僚视为“盟友”，不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手里的趁手工具，一旦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就能派上用场。
现在，窦麦礼先生就在法租界工部局会见几个失意中国政客，作陪的还有工部局局长和几位董事。
租界工部局又称公董局，是租界当局行政管理机关，名义上是“自治”，但实际上却受各国领事约束，作为法国驻沪总领事，窦麦礼本人也是公董局的九位董事之一，可以直接插手工部局的所有事务。
今日窦麦礼会见的失意政客都曾是权势熏天的满清大吏：
瑞澂，曾为满清江苏布政使兼上海道台，上海和平光复之后，他就被立宪派“礼送”到了租界，之后一直借住在法国租界；锡良，更是当初一手挑起“建国战争”的满清云贵总督，现在共和政府对他的通缉令依然有效，锡总督哪里也不敢去，只能继续躲在法国租界里，靠着在总督任上历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过着低调而奢华的生活。
虽然这两人都曾表示过不再寻求政坛复起，但是寄人篱下，却也有些身不由己，法国领事相召，他们也不敢不过来聆听教诲，不然的话，惹恼了领事先生，万一共和政府要求引渡，那么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了。
其实今日窦麦礼请这几位满清失意政客过来说话，只是为了告诫他们，在国民党的那位党务总理陶成章访问法租界工部局的时候，这些满清政客应该明智的“消失”几天，免得租界当局尴尬，也免得领事先生为难，至于他们如何“消失”，领事先生也给出了意见，那就是去公共租界躲几天，甚至连旅馆都为他们预订好了。
不出窦麦礼预料的是，瑞澂、锡良等人很痛快的一口答应了“自动消失”的要求，甚至不需窦麦礼催促，他们就已经打算告辞离开法租界了，看来他们对于革命党人仍是心有余悸。
窦麦礼也没有怎么挽留他们，将几人送出工部局，望着马车渐渐远去，正打算返回领事馆，一名法国耶稣会神甫已被一辆教会的马车送到了工部局门口，下了马车，望见窦麦礼，神甫径直朝他走了过去，打了个招呼。
“领事先生，我有事想和你商议，听说你在工部局，我就赶过来了。”
窦麦礼客气的回了礼，指了指马车。
“神甫，我们一起坐教会的马车回领事馆，有什么事情可以在马车上说。”
两人上了马车，那神甫直接切入正题。
“我希望领事先生向公使馆提交一份报告，请公使馆出面，向武汉军政府当局提出外交抗议！”
“哦？是向共和军抗议么？神甫，你什么时候也对政治感兴趣了？”
“刚才我收到一封从贵州拍来的电报，耶稣会派驻贵阳的一名神甫报告说，一伙武装到牙齿的共和军分子强行闯入当地的一所天主教教堂，蛮横无礼的抓走了几个教民，还对神甫进行了语言上的攻击。所以，教会方面希望法国公使能够出面，维护法国的尊严，保护在华传教人员的权益。”
“神甫，难道你认为公使先生有必要为这点小事烦心么？贵州政变之后，局势混乱，到处都是共和分子和立宪分子，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他们的事情，法国政府没有必要卷入。”
窦麦礼耸了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而且，连英国人都拿共和军无可奈何，我们法国人又何必自取其辱呢？神甫，我认为你现在将注意力放在震旦学院上更合适些，据我所知，法国教会倾向于将它改造为一所天主教学院，而且租界公董局也正打算向这所学院提供一些经济补助。神甫，工业和商业不能拯救这个东方民族，只有精神的信仰才能拯救他们。自从《政教分离法》在四年前正式颁布实行以来，法国教会在本土正日趋衰落，只有殖民地才是教会的新牧场，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机会。”
窦麦礼压抑住心头的不快，勉强寻找着词语敷衍这位神甫。窦麦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更看重利益，而不是信仰，作为法国派驻远东的众多外交人员之一，他的主要责任是维护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为法国财团和政客谋求最大限度的利益。
自从“戊申革命”以来，法国外交部门除了盯住巴尔干方向之外，最主要的关注点就是中国的铁路贷款权问题。作为金融帝国，法国政府和民间有足够的资本提供铁路贷款，只要中国肯借款，法国就能通过贷款攫取中国的铁路利益，当年在京汉铁路贷款权的争夺中法国败北，法国政府和财团对此都是耿耿于怀，虽然比利时与法国关系紧密，但毕竟法国人没有吃到蛋糕。
而这，正是窦麦礼热情邀请国民党的那位党务总理陶成章访问法租界、参观工部局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他希望借此机会与这个正在崛起的党派拉上关系，如果这个联合政党能够赢得国会选举的话，法国政府和财团似乎可以通过这个关系在铁路贷款权问题上争取优先权。
毕竟，这个联合政党的政治诉求就是模仿法国的“责任内阁制”，通过国会控制总统权力的过分膨胀，或许，这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铁路问题，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的驻华外交官都在四处奔波，只不过他们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北洋集团和共和军集团上，只有法国人别出心裁，准备将公关重点放在国民党一边。
这才有了陶成章访问上海法租界的行动，而且按照日程安排，陶成章明日就会率领政党代表团赶到租界，窦麦礼急着赶回领事馆，正是为了安排此事。
摆脱了喋喋不休的那位神甫，窦麦礼匆匆赶回领事馆，召集属员安排迎接陶成章的相关事宜，不过没等他忙完，一封加急电报已从北京法国公使馆拍到领事馆电报室，窦麦礼被电报内容弄糊涂了。
电报是法国驻华公使的训令，内容并不复杂，只是命令窦麦礼想个“礼貌的借口”暂停安排陶成章访问法租界的相关事宜，等候公使馆的进一步指示。
换句话说，窦麦礼必须想个办法推迟陶成章访问法租界的时间，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作为外交官，窦麦礼很容易就能找到几个所谓的“技术原因”来推迟访问时间，他只是有些奇怪，不知道法国公使为什么突然转变了立场。
要知道，当初正是这位驻华公使先生提议邀请陶成章访问法租界的，但是现在，显然形势有变。
很快，法国驻华公使的第二封电报拍到领事馆，窦麦礼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上午，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紧急约见了英、法、日、俄四国驻华公使，向他们宣布，民国政府已决定向这四个国家联合借款，以便早日完成津浦线和陇海线铁路的修建工作，所以，法国公使决定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在国内的训令反馈回来之前，窦麦礼确实不宜公开与国民党方面接洽，以免激怒袁大总统。
窦麦礼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想起了那位共和军的总司令，当初，那位赵总司令的一封通电已明确的否认了北方或南方单独向列强借款的可能，而且还宣布，没有他和陶成章两人的签字认可，所有中枢的对外借款一律视为无效！
现在，袁大总统的借款要求征得赵总司令的同意了么？
窦麦礼持怀疑态度。
因为他坚信，总司令和他一样，绝对不会相信袁世凯借这笔洋款是用来修铁路的！
第287章 形势有变（下）
法国驻沪总领事窦麦礼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袁世凯向英、法、日、俄四国借洋款，目的确实不是为了修建铁路。
现在“讨逆战争”已近尾声，南方实力派大有一举占据南方半壁江山的企图，南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已到决裂边缘。
一旦决裂，那就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了，要想在这场战争里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换句更明白一点的话说，就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军队！
组建更强大的军队离不开更充裕的经费，军饷、械弹、营房、军帐，甚至阵亡、伤残人员的抚恤，都离不开资金的保障，北洋军就是一架用金钱堆砌、维持的杀戮机器，没有军费，这架机器就运转不起来，就不能为袁世凯袁老帅打天下、削强藩。
为了打天下，为了削强藩，这一次袁世凯是打算豁出去了，拼着被万夫所指，拼着被国民痛骂，他也要借来洋款，将这支北洋军变成手中的杀戮利器，一举荡平南方实力派。
不过袁世凯有借款的意向和决心，并不代表他一定能借来洋款，虽然他已决定全面倒向协约国集团，但是协约国集团在对华贷款问题上并非同仇敌忾。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就连傻子都能看出来他袁世凯袁项城的总统地位不稳，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撵下台去，用专业术语来讲，那就叫“下野”。
更何况，当初“三国银行团”成立之初，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就拍发了一份全国通电，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宣布，如果借款合同上没有他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签字，无论南北哪一方，均不得向外国借款，否则借款合同将不被中国国民承认！
有这两块绊脚石挡在前头，袁世凯的这条借款之路走得很不顺，虽然英国和日本表示了浓厚兴趣，但是法国和俄国驻华公使却在袁大总统约见他们的当天就告诉袁世凯，他们不能立即答复，需要向本国政府请示。
如果法国和俄国不能尽快表态支持这次国际借款成立的话，那么英国和日本也难保不会打退堂鼓，毕竟这笔国际借款金额太过惊人，风险太高，不像前段日子里的那些小额借款，英国和日本没有足够的勇气独自承担这笔国际借款，需要拉上法国和俄国。
这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谁都不相信袁世凯此次借款是取得了南方实力派同意的，英国公使朱尔典更是明白告诉法国公使，此次借款的主要用途是扩充北洋军，并为其更新武器，所以，一旦这笔国际贷款成立，南北大战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可是作为债主，谁也不敢保证北洋军就一定能击败南方军队，一旦北洋军没能达到消灭南方实力派的目的，那么，这笔国际借款恐怕就会成为呆帐、死帐，如果列强按照借款合同取走抵押物的话，只会进一步激怒中国的激进势力和民族、国家主义者，这反而会加强南方革命力量，也不是列强愿意看到的。
所以，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法国公使和俄国公使都表现出了难得的谨慎，与他们在共和政府刚成立时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
他们的谨慎可以理解，因为自从“建国战争”以来，整个中国最出风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