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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用德语说的，Q先生现在的德语已说得非常流利，基本上用不着翻译了。
“不。没有什么奋斗了！就在刚才，就在你们来之前，我已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一队警察正在赶来的路上，纳粹党里出现叛徒了！无耻的叛徒！他们把我出卖了！我建议你们，在警察到来之前离开这里，以免一同被捕。”
希特勒的话没有说完，Q先生就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回头一望，一辆警察局的汽车已经来到别墅前，并正在刹车。
“听着！阿道夫！即使被捕，也不要失去信仰和信心！我们都坚定的支持你！支持你的主张！请接受我们的敬礼！”
Q先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趁着警察奔到眼前的工夫，向这位元首行了一个法西斯礼，而站在他身边的德莱克斯勒却调头跑了，并在翻过围墙的时候摔了下来，崴了脚，然后，也被德国警察逮捕，并被押上了汽车，与希特勒、Q先生并排坐在一起，忍受着两人的白眼。
“Q先生，你是我们的忠诚朋友，我相信你。我会在法庭上与那些无耻的官僚和政客斗争到底的！让所有德国人都认识到德国政府的软弱与无能，并全力支持我们的事业！请相信我，如果我不死的话，我一定会带领德国人民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桎梏的！”
感动于Q先生的“忠诚”，希特勒向他做出了保证，同时也放弃了自暴自弃的念头。
“我们会被判几年？”德莱克斯勒郁闷的问Q先生。
“很难说。”Q先生耸了耸肩膀。
“即使把牢底坐穿，我们的信仰也是绝不会改变的！”
希特勒试图挥舞拳头，但是手铐限制了他的行动，而且砸中了德莱克斯勒的脑门，然后德莱克斯勒就昏了过去，也不知道是被砸的，还是被那句话吓的。
当然，希特勒把牢底坐穿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实际上，依靠那出众的口才，以及在德国军队服役五年的战斗经历，希特勒仅仅被法庭判处了五年徒刑，至于Q先生和德莱克斯勒，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叛乱行动，因此，他们在警察局坐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在慕尼黑法庭旁听了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审判，而后，Q先生也一直与在狱中服刑的希特勒保持着联系，而希特勒也依旧对他的纳粹党施加着影响，而且，在Q先生的建议下，希特勒开始撰写一本自传，总结这几年以来的“革命经验”，但是因为书名起得太烂，销量很差，后来，这本自传被发行商改名为《我的奋斗》，销量才好了起来。
虽然啤酒馆暴动被镇压了，纳粹党被勒令解散，希特勒也被禁止发表演说，但是德国的混乱才刚刚开始而已，相比已经走在法西斯道路上的意大利，德国还需要一个契机才能完成真正的法西斯化。
1920年代就是这样的混乱与无序，而在这个年代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混乱中寻找着各自的出路，虽然从1926年起，欧洲的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这种经济的暂时好转无助于日益艰辛的民生，欧洲仍在呻吟，世界也在动荡。
1922年，意大利确立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实际上的统治者，意大利国王已成领袖的应声筒。
1923年初，德国纳粹党暴动失败，随即转入地下，继续秘密活动，并接受在狱中服刑的希特勒的命令。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震级高达七点九级，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八百万吨烈性炸药爆炸的总能量，伴随地震而来的是一场蔓延面积极广的大火，数日之后，东京、横滨、横须鹤几乎被夷为平地，受灾人口近两百万，死亡、失踪者超过十四万，对于日本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加剧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混乱，并且间接壮大了“大东亚同志会”、“樱会”等右翼势力的力量。
1925年，贝尔德发明机械扫描电视机，虽然图象模糊，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这种发明被中国总统重视，中国总统赵北命令使馆购买了两台原型机，并送回中国，在电子技术研究所对这种电视机进行了全面测试，项目负责人之一就是尼古拉。特斯拉，在经过认真研究并且听取总统本人的建议之后，电子技术研究所认为这种机械扫描电视机没有太大发展前途，因而转向电子显象管的研究。
1926年，奥地利人劳里申请了雷达技术专利，但是该技术当时并未实用化，实用化是在中国人购买该项技术专利之后进行的。
1927年，美国人奥尼尔发明纸基磁带，可以记录电信号，而后，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工厂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并立即投入到商业化生产中，由于《巴黎公约》的工业专利保护，该项技术很快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另一个聚宝盆，并刺激了消费，加速了世界经济的恢复。同一年，中国购买了电子显象管专利，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全力研制电子扫描电视机，与此同时，美国人利用广播电台成功的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实现了电视信号的转播。
1928年初，中国制药研究所宣布研制成功新型抗感染药物青霉素，并申请国际专利，但是该项技术并未立即投入商业化生产，人类最有效的抗感染药物依旧是磺胺，而该技术专利依旧掌握在中国手里。
1928年夏末，赵北以中国总统身份出访欧美亚各国，首站为苏联，他出席了中苏正式建交仪式，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进行的关于远东共和国地位的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中苏两国边境线的对峙局面就此缓解，外部压力消失之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中国提供技术援助，作为交换，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大量廉价石油和铁矿。
同年秋天，赵北抵达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并与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进行了会晤，会晤结束之后，中意两国签署了一份航空协议，中国承诺为意大利提供航空技术援助，而作为交换，意大利也同意允许中国企业在意属殖民地享有石油开采权，同年底，来自北非利比亚地区的第一船石油运抵广州，而意大利的航空技术也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尤其是航空发动机技术，在短短几年之后，就达到了英国造航空发动机的水平。
离开意大利后，赵北先后访问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与各国政府官员、民间人士进行了会谈，随后起程返国，由东向西横穿美国，随后横渡太平洋，在日本上岸，在东京、横滨访问五日，随后回国，前往安庆，主持纪念“戊申革命”二十周年，在纪念首义烈士的仪式上，赵北发表公开讲话，宣布明年结束训政。
1929年元旦，中国总统赵北宣布提前结束“训政”，还政于国会，结束任期，下野为民，并且宣布不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当年二月，总统大选正式开始，经过数轮激烈角逐，联合阵线候选人黎元洪以微弱优势击败国民同盟候选人张謇，成为第二任正式民选总统，随后黎元洪提名张謇担任副总统，并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负责组织新内阁。
赵北下野之后，虽然不再担任公职，但是仍旧在政府各部担任高级顾问，尤其是与军事技术、电子技术相关部门，在他的指导下，中国军事技术发展依旧保持高速。
1929年秋，因为在训政期内“功勋卓著”，宪政恢复后又能积极支持中枢政府，因此，赵北被国会拥戴为终身参议员，并被总统府聘为终身顾问，而且，由于训政提前五年结束，国会特别提出并通过一项议案，授予赵北“特别奖金”五百万元，赵北只收下了其中的一半奖金，并立即投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另一半奖金则被赵北用来设立了一个伤残军人基金会，专门救助为国负伤致残的军人，在赵北的带头下，国会议员、社会名流纷纷响应，该基金会迅速成为国内第一规模基金会，赵北担任基金会主席。
1931年春天，一场开始于美国并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一标志性事件比赵北所预料的晚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经济大萧条带给世界各国的不仅有社会的混乱，而且也有政局的动荡，虽然中国早已开始应对这场经济大萧条，但是仍然受到了强烈冲击，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总统黎元洪不得不宣布接受总统府终身顾问、国会终身参议员赵北的建议书，开始实施“经济新政”，由政府出面，大肆扩张公共工程，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但是相应的，中枢政府财政赤字也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
虽然各国都在努力恢复经济秩序，但是经济危机最终使国际贸易遭到沉重一击，亚洲国家中，以日本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欧洲国家中，以德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两国右翼激进势力也因为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而势力猛增。
1931年底，由于宣布紧急状态遭到国会否决，德国总理请示总统兴登堡后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德国纳粹党在选举中赢得胜利，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
1931年夏季，《华盛顿五国公约》到期，自动终止，美国政府邀请各国重新开会，讨论限制军备竞赛，但是除了中国和法国响应之外，其它各国均对此倡议毫无兴趣。同年冬天，中国第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南海”号在经过了艰难的五年建造之后终于下水试航，并于次年正式编入海军现役，但是由于政府削减军费开支，这艘标准排水量两万吨的航空母舰暂时没有配备战斗机，仅以两架侦察机随舰行动，同一年，日本政府追加海军拨款，决定新建两艘大型航空母舰，作为回应，美国政府在次年通过了新的海军拨款追加法案，决定增建两艘航空母舰，在这种你追我赶中，军备竞赛的帷幕已悄然拉开。
1932年初，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日本右翼组织的学生，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宪政时代走向终结。
1932年3月，德国总统大选开始，德国总统兴登堡宣布参加竞选寻求连任，与此同时，德国纳粹党也推举该党元首希特勒为候选人，经过一番角逐，兴登堡赢得连任，并任命与纳粹结盟的巴本出面组织新一届政府，巴本随即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纳粹赢得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当年底，巴本政府倒台，经过一番较量，纳粹党元首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政府总理。
同年秋天，日本驻新几内亚陆军部队，即所谓“南洋守备队”炸毁位于新几内亚岛中北部地区“中立地带线”以东的一段铁轨，并声称是巴布亚共和国边防部队所为，随即于次日大举进攻巴布亚共和国，在几天之内完全占领这个由澳大利亚提供保护的小国，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全国总动员，并向国联申请调查铁轨被炸真相。
1933年，国联派出一个国际调查小组，前往新几内亚地区调查巴布亚冲突真相，作为中立国，美国、中国也应邀各派遣了一名观察员，协助国联调查巴布亚冲突真相。
在一片纷乱中，1930年代拉开了帷幕。
第982章 1933年（上）
公元1933年，9月1日，上海黄浦港，招商局码头。
一艘客轮在港口之外的主航道一侧抛锚停机，等待着拖轮将客轮拖上码头停靠，趁着等待拖轮靠过来的时候，乘客们走上甲板，眺望黄浦江两岸的风景，其中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是从南洋过来的，他的名字叫熊成基。
站在甲板上，眺望黄浦江，熊成基感慨万分，站在他身边的那些随员也都是同样心情，去国多年，这次回国，他们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他们护照上写的国籍是哪一国，至少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那颗奔腾在他们胸腔中的中国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还是中国人。
“那就是黄浦招商局码头了，当年‘戊申革命’之后，陶先生就是在那里登岸的，当时我还在武汉协助赵振华主持军事，没有前来迎接陶先生，不过当时黄克强先生倒是在码头主持欢迎仪式，如今已过去二十多年，陶先生和黄先生都已谢世，中国的面貌也大变样了，当年，这招商局码头还是南市管辖，现在却已并入黄浦区了，世事如斯，让人感慨啊。”
熊成基向随员中几位从来没有来过上海的青年人介绍了一番，然后沉默下去，心潮起伏，他想起了陶成章，想起了黄兴、孙文，也想起了蔡锷、宋教仁，这些人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他们没有看到宪政的实现，但是熊成基却看到了。
只是，这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么？还是短暂的幻影？宪政制度是否已经稳固了呢？这一切，目前来看，都不能做肯定的答复，历史已经证明，宪政制度的真正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或许会出现反复，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