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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经过芜钢路的时候，继父停下来，到一个烟酒门市部里买最便宜的红梅香烟，那家小店铺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歌——“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天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是你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这首叫《酒干淌卖无》的歌我曾在矿山上的广播里听到过，我没有看过这场感人至深的电影，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养女唱给养父听的歌。我在心里默记下歌词，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继父听。
1987的大年初一是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刻骨铭心的一天。那天我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喝伤。
腊月里，家里就磨了豆腐和年糕，炸了肉圆子，买了一条鲢鱼，割了几斤肉，准备了蔬菜，过年的菜肴基本上准备好了。我和妹妹也一人做了一身新衣服，尽管只是花了十块钱给旧棉衣做了一件新外套，还是令我们欣喜不已的。
年三十一大早，继父去镇上买回一瓶“醉大圣”白酒，继父回来说花了三块五毛钱。下午四点还不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就争先恐后地放鞭炮吃年饭了。农村有种说法，年饭吃得越早，来年光景越好。许是过年的缘故。父母的心情都比较好，说话的声音比往常温和了许多，这比过年更令我开心。
继父洗了两个喝白酒的小杯子，让我陪他喝一杯。家里能陪继父喝一杯的也就是我了。年三十，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热气腾腾的煤炉吃“一锅熟”。锅里有咸肉，有青菜，有豆腐，有粉丝，有肉圆子，十分丰盛。母亲喜欢吃豆腐，妹妹喜欢吃肉圆子，继父喜欢吃咸肉，我什么都可以吃。过年真好，父母不吵架了，还有肉吃，又不会挨骂，还不用干活，世界上任何时刻都没有过年幸福。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我想天下所有的小孩子都有这种希望。
继父往两个小瓷杯子倒满了酒，白酒像清水一样清，但是酒味浓烈极了。我先举杯对继父说：“爸爸，祝你身体健康。”继父愣了一下，似乎还没习惯被祝福。母亲把一块肉夹到我碗里说：“只要你的腿快点好起来，比我们身体健康更重要。今天还是你的18岁生日，你好我们一切都好。”妈妈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一仰头，把一杯酒倒进嘴里。18岁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品尝了白酒的滋味。那酒真辣，像一条抹了辣椒的小蛇，一直钻到肚子里。
后来我和继父一人又喝了两杯，两人大约一共喝掉了三两。酒瓶里还剩下白晃晃的大半瓶。我感到头有点腾云驾雾似的晕，晕的感觉特别美妙，像有一双棉花似的手在眼前拂来拂去，优雅，奇妙，梦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一次领略酒的神奇。所以，大年初一那天下午，当父母和妹妹都去姑妈家吃饭时（我因为腿行走不方便，所以留在家里），我又拿出了那瓶头天喝剩下的白酒，蒸了一碗肉圆子，然后一个人坐在小桌旁，吃一粒肉圆子喝一杯酒，开始的时候，似乎还很潇洒，一杯一口。当一碗肉圆子吃光的时候，六七两白酒也见底了。白酒并不好喝，但是头天领略了微醉之后的美妙感觉，我以为多喝点，感觉会更加美妙的。我并不知道，醉酒之后会生不如死。
喝到后来，我一边喝一边哭，我不知道那已经是醉了。我只知道我清醒地想着很多前情往事。我想回家，回江苏老家，想去给父亲上坟，给他的坟头除草，多年没回去，父亲坟头的草一定长成青纱帐了。父亲，父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隐隐作痛的父亲呵……一想起父亲，我就控制不住感伤，控制不住泪流成河。如果父亲一直活着，我们一家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苦难和坎坷的。亲爱的父亲，你为什么要早早离开我们呢？……
边喝边哭。边哭边喝。边喝边想。喝完今天的酒，我就跨进18岁的门槛了，可哪扇门可以通往春暖花开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跌跌撞撞地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想打开十四寸的小黑白电视看春节联欢晚会，刚一抬头，胃里忽然翻江倒海，我无法自控地吐起来，一塌糊涂。我知道父母回来我会挨骂的，但我顾不得了，身不由己了。
我心里很明白，我醉了，但思想清醒着，只是肢体被麻醉了。我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地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吐得翻天覆地，撕心裂肺，像有一只手抓住我的胃，把它翻了过来，要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不知道父母什么回来的，只记得后来头上了有热毛巾，有了母亲恼怒的责怪。我还记得我抓住母亲的手，固执地喊：“我想回江苏，我想回江苏……”后来想想，我潜意识里对故乡的感情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那场噩梦而变冷，相反，却因为在安徽生活的艰辛而越发思念故乡，思念死去的父亲。那种乡愁，是比醉酒还伤人的一种哀愁。
我18岁的生日就在这场宿醉中度过的。没有蛋糕，没有许愿，没有祝福。一个惨淡的生日就像那天晚上的鞭炮纸屑一样，很快被冷冷的北风吹走了，一去不返。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地里的油菜也发育良好，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
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继父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
多少次，我都劝说妈妈去医院，但她就是不答应。我也很恼火，偶然也冲“不听话”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那是1987年7月1日，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是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