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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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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采访,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办《醒报》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多元,我们只好出院,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阿旦的情况十分不妙,请你再帮帮我们好吗?……”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怎么办呢?《知音》上已经先后刊登过两次阿旦的故事了,再刊登一次希望不大了,因为《知音》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求助电话,哪里能一个个都刊登呼吁呢!
  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我只好一边向《知音》领导汇报阿旦的病情,一边上网,到我常去的腾讯网站的“灯下文字”论坛,与版主草儿商量,希望利用腾讯在广大网友中的力量,在网上为不幸的阿丹进行募捐。令我感动的是,我把此意一说,草儿十分赞同,并立即在“灯下文字”发帖子呼吁爱心捐款。与此同时,我用电话与所有身在北京的朋友们联系,希冀他们先期帮助阿旦度过眼前的生活难关。我的一个北京朋友听我说了这件事情后,立即托表弟给阿旦送去了1000元钱,以解阿旦和阿乐生活上的燃眉之急。随后,我和北京shubao2。com商务网站的总裁王俊涛联系上了,这个热心的CEO立即拿出1。3万元,派员工送到阿旦手中,第二天,阿旦得以顺利住进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血液肿瘤科接受治疗。
  3月1日晚上,我登上了从武昌开往北京的K38次列车,准备去帮阿旦一把。至于能帮多大的忙,我心里实在没底。
  到北京之后,我先找到血液肿瘤科王留树主任,向他了解阿旦的病情,王主任说,阿旦的病情目前比较严重,如不及时加大剂量化疗,后果会很严峻,目前的化疗和随后的干细胞分离大概需要7…8元,化疗之后,再实施手术切除病灶。天啊,7…8万,一下子到哪里去筹集?
  我只好发动起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一边找北京的媒体帮忙呼吁,一边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募捐,一边连夜写好一篇《爱比死亡更坚强》的文章发在了“灯下文字”论坛。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篇小小的网文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已经超过了5000多人次的点击量,还有数十位网友在文章后面回复,强烈要求版主草儿立即开通“阿旦捐款账号”。第二天一早,草儿就到深圳好几家银行都分别开了账户,这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的网友捐款。为了将活动做到万无一失,草儿还定期在版面上公布账户所得捐款明细,做到账务公开,并公开各账户的查询密码,以便接受各位网友核查监督。等捐款达到一定数目后,草儿便统一汇往阿旦在304医院的医疗账户上。令人感动的是,账户公开后不到半天,网友们的捐款便像水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慢慢地汇集过来,第一天共收到捐款2351元,第二天收到1447。88元,第三天收到2823。20元……
  腾讯的管理者对此事也十分支持,第二天,他们不仅在内部员工中募捐,还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阿旦做了个漂亮的主页,主题就是“让爱为生命画出奇迹”,这个特殊的爱心捐助活动在互连网世界飞速传递,好几家知名网站纷纷进行友情链接并积极参与。谁说虚拟的网络世界没有真情与爱心存在?爱心绝对可以感动爱心。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我们远隔万水千山,哪怕我们身处逆境,但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会让我们在陌生的时空里成为携手前行的朋友!
  我每天负责为阿旦写病房日记,拍照片,贴到网站上,让所有关心阿旦的好心人随时了解她的消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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