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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啊！背井离乡固然凄凉，但天天有大米吃，又在母亲身边，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虽然已是冬天，但有母亲回来的消息鼓舞与期盼着，严冬的寒风也是亲切而温暖的。
终于，母亲回来了。是悄悄的。我们惊喜地发现母亲的气色好多了，身上的衣服是全新的，母亲还带了一些糖果回来，那两天的空气似乎都是甜的。
然而，两天后的日子又浸满苦涩。
母亲要走了，并且只带走美华一个人，而把我留下来送给表姐同村的一户周姓人家。也就是说，我被人家领养了，母亲这一次是真的不要我了。
母亲有难处，继父只肯母亲带一个孩子过去。母亲说美华小，送人不放心，只能委屈我了。母亲还说到我放暑假和寒假，我的养父就会带我去安徽与母亲团聚。
我没有哭着喊着要随母亲走。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就像她所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她都疼。母亲是不舍我的。母亲临走哭肿了眼睛，一遍遍要我不要记恨她。我怎么会恨母亲呢？要恨，我只恨杨东启！
我是站在红英表姐家的窗户后面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妹妹走远的。我的手里捏着母亲偷偷塞给我的两元四角钱，两张一元的纸币，八个五分的硬币，卷成一团捏在我的手心里。母亲让我自己悄悄买糖吃。也许这是母亲给我的安慰吧！母亲还向我许诺，等到我的养父带我去安徽看她时，她会给我买一书包的书。这是我要求的，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一书包的书更有价值了。
我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目送母亲走过红英表姐家的场地的，直到她们拐弯走上了小路。母亲是一步三回头的，母亲眼神让我终身难忘。那是一种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无奈、凄凉，还有乞求原谅的复杂眼神。
十二岁的我从此懂得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寄人篱下。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是被养父母家当童养媳领养的。他们决定把我养大到十八岁，然后嫁给他家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这就是他们和母亲的约定。
我到了养父家里。养父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比我大八岁、六岁、四岁。都未读书，我到这个家庭惟一的幸运就是我又可以读书了。这是养父母答应母亲的。这样，我又插班到周窑小学上了四年级下半学期。
原以为养父母家的日子少了流离颠沛，会平和温暖得多。其实不然。我在读书的同时也成了养父家的小劳工。
割猪草羊草是小事，掰玉米穗、剥玉米粒、砍玉米杆子、锄芋头、剥棉花、做饭、洗衣服、洗碗、打场……除了挑担子，所有农活、家务活我几乎都干过。
养父好酒，三餐必喝。给养父去一公里以外的代销店打酒成了我的任务。常常是晚上吃饭时，养父发现酒壶空了。即使我正吃着饭，也得丢下碗先去打酒。
去代销店的路上要经过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场和一条清冷纤瘦的河。路是从坟场中间穿过的，冬天的天黑得早，下午六点钟就已经黑透。养父家吃饭通常是七点，打酒也往往是这个时候。
农村的路上一向行人稀少，何况晚上。冬天的坟场里冷风凄凄，更有风刮过树梢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多黑的夜，无论多冷的天，我总得一个人走完这一条阴森可怖的路。
夏天，河边的小路上常常横着乘凉的水蛇，我最怕蛇了，总担心会踩着它们，走路总是很小心，可有一次竟有一条蛇从我的脚背上游了过去，那种冰凉、滑腻、恐惧的感觉直射心底。我在心里哭着呼唤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母亲，你可知道女儿寄人篱下的悲苦和凄凉？
打酒回来，养父一家人有说有笑围在桌子边剥花生吃。我把酒壶递给养父。没有人叫我吃花生。
我从未坐在桌子旁吃过饭，每次都是端着碗蹲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说喝，是因为吃粥的时候多，仅有的一点沉淀在锅底或沸浮在锅沿的米粒早被养父的三个儿女捞光了，即使他们没捞光，我也不敢捞，就像我喝面汤时从来不敢像他们一样堂而皇之四去开柜挖猪油一样。在这个不是我家的家里，我自律而自卑。
我穿的是养父母女儿的旧衣裳，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做新衣裳，而把旧的破的换到了我的身上，尽管我的个子比他们的女儿要高，尽管他们女儿的衣服总是在我身上吊着。
每天晚上，我捧了碗坐在门前的小石墩上喝稀稀薄薄的粥或面汤时，就对着东升的月亮想母亲，我会在泪眼朦胧中做一个很虚无的梦：母亲来了！来接我了！我直觉地相信，尽管母亲与我隔了万水千山，可总有一天我们母女终于会团圆！
告诉我做“童养媳”秘密的是红英表姐，她看不惯养父母家对我的刻薄，鼓励我给母亲写信。
我对童养媳的概念十分茫然。但我明白“嫁”的含义。
我立即给母亲写信，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工具是练习薄上撕下的一张纸和圆珠笔。地址是在学校课间休息时。当然不能在家里写。
“妈妈，我想你。”我写下了第一句话，这句话一写，眼泪就在眼里旋转了。我想了想，接着写：“妈妈，你想我吗？”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我偷眼四顾，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疯玩，教师里很安静。我大胆地吸了一下鼻子，抓紧时间写：“妈妈，我过得很不快乐，他们让我干很多活，很累。我想到你那里去，哪怕跟着你讨饭喝粥，我也愿意。妈妈，快来吧！”“讨饭”那句话是红英表姐的授意。
想了想，我又在信的一角画了一个脸上正掉着眼泪的小孩子。我折好信，接着写信封。信封是红英表姐帮我用废练习薄的封面糊的，我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从红英表姐家抄来的母亲的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马塘乡荆山石矿周习康转沙玉芳收。周习康就是我继父，红英表姐说我写母亲的名字没人认识。
信由红英表姐帮我寄出去了。我的心随着这封信的飞越万水千山而急迫和喜悦，等母亲的回信成了我每天的惦念。
母亲的信一个月后才姗姗来迟。是寄给红英表姐的。母亲的信不长，不知请谁写的。母亲的回信是这样的：“萍后，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都碎了，都怪妈妈没用，让你吃苦头了。妈妈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真的。你好好读书，妈妈下次回来一定给你带个新书包。妈妈也想你。”
我将母亲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数在内，一共七十八个字。这时候我竟没有一点想哭的冲动，心内只是失望。母亲没说要带我走。
我再未给母亲写信，我隐隐有些怨恨母亲。
平时我是和养父母的女儿睡一张床，她有一个恶习，每夜在床上拉尿。有时我一觉醒来，半边身子都浸在尿里，我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
放暑假了，我更成了养父母家的长工，每天的做饭洗衣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两头猪和三只羊的一天三顿也由我包了。我就像课文《包身工》里的“芦柴棒”一样辛苦与嬴弱。再沉重的担子我也得自己扛，无人会帮我。
我的坚忍与强干也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从小我就未曾养成怨天尤人的习惯，养成的，是独自面对苦难的坚韧毅力。
养父老爱对我灌输“生父不如养父亲”的道理。他常在喝酒时微眯着眼睛斜看着我，说：“你长大了不要忘本，是老子供你吃饭读书，不是别人！老子不希望舀水浇鸭背，竹篮打水一场空。记得不？”我就老老实实地说：“记得。”
给我饭吃，给我书读，抚养我长大，给我一个家，我当然应该感恩戴德，然而我只觉得这种交易很丑陋，让人感激不起来。
炎热的夏天过去后，我升上了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令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欣喜不已，班主任抛下他原先宠爱的学生，而对我青眼有加。我受宠若惊，学习更加用功。期中考试我果真考了个全公社年级第一。
养父母对我拿回的奖状并不特别开心，我懂他们的心事，我读书再好，也只到十八岁为止，他们养我是为做童养媳准备的，而不是养着读书的。
考试完了就是寒假了。又到了我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光。我觉得这个冬天特别冷，因为我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秋衣秋裤，还是养父母的女儿不穿了的。
棉袄没有，毛衣没有，一双有洞的袜子也没有，鞋是芦苇编的“毛窝儿”，结实是结实，但由于没袜子穿，脚在里面空荡荡的，坚硬的芦苇秆子会把脚磨起泡。养父母的儿女们比我幸运，他们有暖和的棉衣裤和养母亲手做的棉鞋。
有次我小心地对养母说我冷，养父在一边轻飘飘地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冷什么冷？”
我无言，从体外到体内彻骨的寒冷让我直打冷颤。我绝望地想：我会不会冻死在这个阴冷的冬天？
也就是在这个冬天，我听到了一个令我振奋不已的消息：杨东启在南京涉嫌强奸杀死一个女大学生被抓起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约半个月后，有两名警察来到红英表姐家找我。警察是来调查杨东启在我家做过什么坏事。
天哪！恶魔终于伏法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激动人心吗？我多想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妈妈，让她回来，我们什么也不用怕了。
我在两名警察的追问下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日子。警察刷刷地往本子上记着。我想忍住不在生人面前哭的，可我到底没忍住，我为我流了泪而难为情。警察说：“你别怕，你说吧，杨东启已经被我们抓了，不要怕。”
问答了大约有两个小时，我的手背上早已糊满鼻涕、泪水，警察问完了，递给我本子，让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工工整整地在警察的本子上认真写下“赵美萍”三个字。警察临了又要了母亲的详细地址，说还要去安徽向母亲调查取证。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给母亲写信，我心情激动地写道：“妈妈，大坏蛋杨东启干坏事被抓起来了，警察还来问了我话，我把杨东启在我家做的坏事都讲了，包括他折断你手指的事，警察说还要去安徽找你调查，你高兴吗？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
因为杨东启的被抓，我高兴之余，竟将对母亲曾有的怨恨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满满的，是扬眉吐气的快乐。生命中的乌云似乎从此散尽，光明与温暖应该重新抚慰我饱尝苦难的心灵了。
不久，母亲的信来了。母亲在回信中说，江苏的警察已经去安徽找到了她，还带她去医院拍了她受伤手指的片子，虽然骨折早已治好，可还有旧伤。这些都是证据。母亲在信的最后说：“杨东启作恶多端，肯定会枪毙。我们的苦日子也到头了，今年我会光明正大地带你继父回去过年。”
捧读母亲的来信，我喜出望外。
母亲要回来了！母亲要回来了！我像只快乐的喜鹊，拿着信在黄昏的小土路上飞奔。
母亲和继父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到达的，美华没回来。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继父。继父矮小壮实，皮肤黝黑，双手粗糙，一副老实的农民形象。继父眼里有云翳，说话嗓门大，这使我对他有几分畏惧。
母亲拿出一包花花绿绿的糖塞给我，说：“这是你爸爸买给你吃的，快叫爸爸。”我看看继父，他用那双长了云翳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心里一紧张，竟然喊不出口。母亲一个劲向我使眼神，我像蚊子哼哼一样叫了声“爸爸”，继父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在红英表姐家里，母亲摸摸我的衣服，惊讶地喊起来：“你怎么穿得这么少？”我鼻子一酸，说不出一句话。母亲又摸摸我的手，再次惊呼：“手这么凉，怎么不加衣服？”母亲当即就要去养父母家，看样子似乎要兴师问罪去。
我拽住母亲，哀求道：“妈，带我到安徽去吧，我不想在这里过下去了。”母亲的眼圈一红，说：“不是我不想带你去，是你继父不同意呀！”
红英表姐给我出主意：“我看姑父也是个老实人，萍后你要求他，晚上他睡觉，你就在他床前哀求，他心一软，兴许就同意了。”母亲想想也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萍后你要会说话，开口闭口就叫爸爸，他一高兴，一喜欢你，就带你走了。”
晚上，和表姐夫喝了两盅白干的继父在红英表姐家的东房里睡下了。母亲和表姐在另一间房里说话，母亲叫我去求继父“开恩”，成了马上告诉她。
我遵照母亲的意愿而行。开始我是低头认罪似的站在继父床头，一动不动。那时农村还没通电，昏昏暗暗的煤油灯跳在继父的床头，他缩在被窝里，用安徽普通话说：“你把灯吹掉吧！”他以为我是来给他吹灭油灯的。见我半天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