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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叔伯兄弟在恭王府当厨子，是他听见的，想来不会错。”林满江回答得很肯定。
张山林眉开眼笑：“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怀素的真迹咱有啊！”
“真的？”林满江惊呆了，随即醒过味来，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上头一回有了笑容，“那太好了，松竹斋有救啦！”
“你的意思是……”
“咱们不会也进进贡？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经营。”
张山林笑了：“我说满江啊，你这脑袋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那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
林满江搔了搔头皮，看着张山林：“这倒也是啊，不过……”
张山林可没工夫听下去了，他朝门外喊了句：“给我备车！”就拿起葫芦向外走。
林满江跟了出去：“掌柜的，您要出门？”
“没大事儿，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鸿兴楼吃饭，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张山林自顾自地坐上车，走了。
鸿兴楼的雅间“金丰阁”里，杨宪基和几个同僚正在用餐，刘光第坐在他的身旁。杨宪基和刘光第在四川曾经共过事，虽然在官位上杨宪基比刘光第高得多，但杨宪基欣赏刘光第为人耿直、光明磊落的个性，两人私交甚好，算是老朋友了。刘光第为官清廉，通常不参与这类吃酒应酬的事，这天是在杨宪基的盛邀之下才特意来的。他们正在叙旧，忽然听见对面的雅间里吵吵起来。
对面的雅间里，一位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把盘子一推，没好气地说：“这哪儿是鸭汤煨出来的，纯粹是蒙事儿！”
鸿兴楼的掌柜在一旁忙不迭地赔着不是：“鹏爷，您别着急，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着点儿！”说着，掌柜的弯下腰，凑到胖子的耳边说：
“您可真是行家，今儿个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多担待……”
那位鹏爷仰起脸，略带得意地瞧着掌柜的：“我说是蒙事儿吧？”
“鹏爷，您可别这么大声儿。”掌柜的小心地向钋看了看。
“那这银子怎么算啊？”鹏爷在银子上从来都不含糊。
“您瞧着给，您瞧着给。”
有这话就齐了。鹏爷又抬头看了掌柜的一眼，慢条斯理地吩咐：“赶明儿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鸿兴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鹏爷我可品得出来。”
“您放心，放心。”掌柜的心里说了，蒙谁我也不敢蒙您呀。
“鸭汤也得煨够了时辰，这么说吧，一两个时辰煨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么？那叫刷锅水。”
“是是是，那叫刷锅水，”掌柜的应酬着，又加了一句，“赶明儿我照着十个时辰煨。”心想，这下儿该满意了吧？
哪知鹏爷还没完，继续提着要求：“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儿，刀功要精，切碎着点儿，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
“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
“我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
掌柜谄媚地笑笑：“保证这道菜，让您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
杨宪基看傻了，问刘光第：“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派头啊？”
“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正是在您左侍郎的手下当差。”刘光第满脸的不屑。
另一位同僚接上话茬说：“他姓王，叫王金鹏，是个书吏。”
杨宪基大惑不解：“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
“他又没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不得他。”刘光第无奈地摇摇头。
“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
“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刘光第放下筷子，“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有人不是说了么，‘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巨亿，衣食享用，似于王者’以至僭越违制之事时有发生。”
“可……衙门里的小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呢？”杨宪基看着刘光第，还是感到很诧异。
“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
杨宪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们靠熟悉例案公务，挟制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
“杨兄思维敏捷，不减当年啊！”刘光第赞许地点点头，“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啊。”
在座的又一位同僚接着说：“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谙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两千条，您说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
杨宪基感叹着：“所以书吏就执例以制官了，真是怪事！”
“唉！当今朝廷，岂止吏制腐败，我看啊，不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刘光第激动起来，一拳砸在了饭桌上。
张山林和张幼林走进了鸿兴楼，门口候着的堂倌带着他们径直走向了事先订好的座位上。
叔侄俩坐定，堂倌送上了菜单，张山林连看都没看一眼，随手就扔在了桌子上，他吩咐堂倌道：“清蒸鸭子、火腿煨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张山林问侄子：“幼林啊，喝什么酒呀？”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张幼林不假思索地回答，又追加了一句，“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酪，快点儿上啊。”
“您二位稍候，说话就上。”堂倌一溜烟似的小跑着离开了。
张山林夸起了张幼林：“嘿！幼林，你行啊，瞅你点菜这派头，有点儿爷的意思了，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儿才是爷。”
张幼林皱着眉头：“叔儿，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唉，没办法，兜儿里银子跟不上，我要是像您似的，柜上的银子随便支，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哟嗬，我这侄子还有点儿远大报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呀，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名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您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儿，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事小，可面儿咱栽不起。”张山林往后拽了拽凳子，跷起了二郎腿。
“唉，叔儿，这里面学问大了，您抽工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就说这点菜吧，这里的水可深了去啦。”
张山林来了精神：“那是，没个二三十年功夫，您想在京城称爷？门儿也没有！说到点菜，那可不光为了吃，还有一层表示身份的意思，跑堂儿的一看，哟，这位爷可是吃过见过的主儿，蒙不得，比方说吧，到了正阳楼，您得点小笼蒸蟹、蟹肉酥和；到了致美斋，您得张嘴就是四作鱼，什么是四作鱼？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熘鱼片……”
张幼林接过话来：“到了厚德福，您得点铁锅蛋、厚块鱼、核桃腰……”
“嘿！侄子，你行啊，正经是上道儿啦。”
“不行，不行，比起叔儿您来，我还差得远呢！”张动林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堂倌上了菜，叔侄俩埋头吃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庄虎臣正在跟原松竹斋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供货商潘掌柜和另外几个客人吃饭呢。只见庄虎臣举着酒杯说：“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您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呢，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啦！”庄虎臣一饮而尽。
“庄先生，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还真有点堵得慌……”潘掌柜手里攥着酒杯，却没喝。
庄虎臣显得很善解人意，他给潘掌柜一边布着菜一边说：“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儿闹心呢。”
“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承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张山林这位爷人是不错，就是做不了买卖，一而再、再而地欠着货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潘掌柜道出了心里话。
“那是，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这是两码事儿，潘掌柜看在老辈子的交情上已经够宽容的了，若是换个人，恐怕早几年就不干了，还等到现在？”庄虎臣说的是实情。
“唉，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潘掌柜摇了摇头，“我这脸……还真有点儿拉不下来，当年张仰山先生和我父亲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走到今天这个份儿上？”
庄虎臣感吸道：“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都无能为力啊……”
张山林无意间听到点什么，他回过头去，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立刻阴沉着脸放下了酒杯。
“怎么啦，叔儿？”张幼林好奇地问。
张山林气哼哼地答道：“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原来和茂源斋穿上一条裤子了，行啊，有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就改换门庭了。”
张幼林站起来：“叔儿，咱俩过去，和潘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意思不好思。”
“找他说道？大爷不给他这个脸！”只见张山林把侄子拉到边上，双手一使劲，将放满酒菜的桌子掀翻了，“哗啦啦！”，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潘掌柜和庄虎臣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掌柜的紧张地跑过来：“哎哟，这是怎么话说的？是谁招咱张爷不高兴了？”
张山林站了起来，大辫子一甩，抖了抖马褂，斜眼盯着潘掌柜和庄虎臣大声说：
“没事儿，大爷我今儿个高兴，就是想听个响儿，抖落抖落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的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的算在我账上，不就是几个银子嘛，幼林，咱们走！”
叔侄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张幼林站住了，他往潘掌柜那桌一指：“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饭钱记在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张山林大笑起来：“行啊，大侄子，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啦！”
叔侄俩扬长而去，杨宪基站在“金丰阁”雅间的门口，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见识了张幼林。
那是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件中式长袍，戴着顶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伊万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得益于法国传教士莫里斯·比肖神父，这还得从伊万的父亲说起。他父亲本来是要继承公爵的爵位的，但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当时走红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加入了圣彼得堡大学著名的“柴科夫斯基小组”，成为“民粹派”的一员。“民粹派”的意思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伊万的父亲和许多与他出身一样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主动到俄国广袤、落后的农村去帮助农民兄弟摆脱苦难。他们这种超出常态的行为触怒了沙皇，进而遭到了逮捕。出狱后，伊万的父亲参与了1881年3月1日在冬宫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侥幸摆脱了追捕，带着十一岁的伊万逃出了圣彼得堡。
伊万和父亲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又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父亲染上重病，客死在法国西南部位于加龙河下游的一家小旅馆里。在这家小旅馆，伊万遇见了刚从遥远的中国传教归来的莫里斯·比肖神父，莫里斯神父是位热心肠的慈祥老人，他帮助伊万安葬了父亲，并收留了他，带他来到了波尔多的教区，也使伊万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又过了些日子，追捕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伊万的亲戚辗转找到他，通知他回圣彼得堡继承爵位和家产。这时伊万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接受完高等教育，料理了家事，便不远万里，只身来到中国。
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檐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儿地念着：“松、竹、斋！”
松竹斋里，林满江正在整理货架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