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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自命不凡而且我觉得还很有理由。
＊加内特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今日美国》成为全国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我已经承诺在65岁的时候退下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接下来的一代领导
人也已经安排就绪。
我当然想在把桂冠挂到壁炉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几粒珍珠。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超出常轨的原因。
自我意识对于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经常会使人们聚拢或者让人们四分五裂。
在业务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识都会发生作用公司拥有者、管理人、算计者、银行家、律师。
有节制的自我意识能够达成交易。自我意识失控就会使交易砸锅。
我的职业生涯处在模棱两可的界线内达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锅这两种事情我都干过。
每个人都得做好吃一回大亏的准备。
──重量级冠军乔·路易斯
一、再见CBS
纽哈斯的特立独行使得一些循规蹈矩的英国媒体大王看上去像一朵快要凋谢的百合。
──《伦敦时报》
1987年10月7日
1985年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在敌人的围攻之中该公司老板汤姆·惠曼明显抵挡乏力。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友好的追求者获得该公司。
惠曼接任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费力的工作才刚刚5年时间就在两条战线上遇到大麻烦：
＊ 在公司外面：亚特兰大的媒体大王泰德·特纳已经向该公司发出邀约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事务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服气。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也在想办法召集保守党人让他们去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为丹·拉塞的老板”。
＊在公司内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员工及预算的大幅削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重要的新闻部门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么得放弃什么东西要么得放弃什么人。这对任何一个拥有较大媒体基础也有大笔钱可以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
现在到了我们采取措施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机了。
我们考虑此事已经有些年头了。跟特纳不一样我们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只会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体公司兼并案中双方联姻最好是双方情愿。敌意收购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资产吓跑而恰恰就是有创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实施的“救世主”战略进展极快就连我本人也吃了一惊。8个星期内我们看来就快要站在几小时内宣布一项共达90亿美元的兼并案的消息的边缘了假如成功那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兼并案。但更快的是这笔交易流产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我的自我意识让我犯了滔天大错。惠曼的软弱又一次战胜了他自己。
帕雷更换总裁的狂热
汤姆·惠曼个子高人长得也帅气。在纽约社交界在高尔夫球场和舞厅里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岩山著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大楼里他却是一个忙乱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得知这件事情就能让你明白很多关于他和威廉·帕雷这位传奇式创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场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几个星期之后帕雷给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尔斯伯里总部的惠曼打电话请他去长岛汉普顿过周末那是帕雷的隐居所。
“帕雷打电话来我以为是邀请我周末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惠曼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他的书房坐下来他开始认真地谈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以为他准备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董事谁知话没出口他就请我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帕雷在这方面并不是新手。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弗兰克·史丹顿博士作为总裁于1971年退休之后帕雷在9年时间里换了3位总裁。
尽管帕雷有雇用总裁然后又炒掉总裁的不良纪录尽管惠曼对媒体业务毫无知识可言但是听到帕雷的邀请后惠曼还是很高兴。
“我甚至都没有请他给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诉我说“我以为他只是在制造一个借口好让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地方然后在纽约找一个好工作。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场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加内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做了因此我们就登了整版广告对自己大肆赞扬一通同时也让收购高手和偷窃公司的人别起歪心思。
我给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广告也附在里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许有助于击败特纳”我写道“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任何方面帮上什么忙捎个口信给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3天之后回信寄到。惠曼对我表示衷心感谢：“下次到纽约来请通知我一声并且过来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谈些事情。”
大门打开了我1分钟也不想浪费。我给他打电话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在纽约。我们约好星期一上午找个时间一起喝咖啡。
我们在黑岩山35层他的办公室里谈了1个半小时。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显但他谈得很随意很坦诚。
“特纳真是个难缠的人。他一天到晚缠住我浪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花时间对付这些鲨鱼要把自己的后背盖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管理公司业务。”惠曼很是烦恼。
他一门心事想着如何赶跑特纳我却想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尽量多的话题因此我最终把话题转到了加内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面。
“你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在购买或者销售什么东西？”我问。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消这些人的收购企图。”惠曼说“一个办法是资本调整大笔借钱回购公司股票。我考虑的另一个办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进行合并。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首席执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谈过看看能否把两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时报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跟通信委员会的条款形成冲突因此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时报公司想甩掉有线电视业务呢？那样一来你们两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团了吗？”我一副极想帮一把的样子。
惠曼大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个点子不错。这会使他们成为较小的公司。这样一来明显地就会由我们来主管兼并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愿意这样。”他说。
惠曼发出了两个信号：
＊与另外一家大型媒体公司合并对他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抗击特纳收购威胁的好办法。
＊在这样一种兼并中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希望成为控制性的公司。
对于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对于后者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谈一谈那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是第一次面谈我不想显出很急迫的样子。但是由于他谈到时报公司的事情时十分坦诚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照计划进一步谈下去。
“你知道吧汤姆你想把两家大型媒体公司联合起来的想法有很多好处。我知道现在开始认真地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的合作事宜为时过早但是其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存在冲突或重叠的问题至少不会像你们与时报公司的问题那么大。”
“是啊这我知道”惠曼说“我也考虑过此事。”
我又一次小声地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让我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详细了解一些贵公司的运作及我公司的运作项目看看我们能否解决通信委员会或司法部的那些问题？我们来弄一张覆盖图看看整体的情景。之后我可以把一个大致的框架凑起来看看你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需要严肃认真地商谈下去。”
“那我们看看吧”惠曼说“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次热情和友好的会见。我对他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打电话来。
回到华盛顿后我打电话给约翰·克雷当时他是加内特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道格·麦柯金戴尔也到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销售了。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可以把这家公司弄过来。”
我们着手工作。麦柯金戴尔的办公人员把资料整理出来看看加内特公司的哪些报纸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哪些电视台或无线电台必须要甩掉才能满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这项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与运作层面上。
一场公开的小便比赛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