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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笔者在采访中提及张际春，当年的老战士、老记者、老作家热泪潸然而下，第一句话几乎都说：“这样的好首长……我们想他呀！”
作家曾克在她回忆张际春的文章中写道：“我的记忆深处怀念着一个人，一位领导和长者。时间越长，怀念越深。”
文章的题目是《政委妈妈》
就是这位妈妈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从前线接回野战军政治部，说：“来了很多教授、学者，咱们要热情接待他们。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务。”
警卫员把曾克送到一个群众家。走进那个小四合院的西屋里，警卫员对客人说：“曾老先生，张副政委把你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这时，曾克才明白过来，认出了两个瘦弱、疲惫的老人是她离别八年的父母。他们是开封解放后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区来的，和他们一同来的还有许多著名教授、学者。
资深记者李普曾作为重庆《新华日报》特派员、延安《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在刘邓大军工作了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写了许多极有分量、震动了南京和蒋介石的文章。
李普回忆说：
“那些稿件之所以有些分量，不过是多少反映了刘邓的一些现实罢了。而这些，是应当归功于张际春同志的。是他巧妙地给我创造了经常接近刘邓的机会。他老人家是有意这样做的，可我当时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
“每天吃过晚饭，张副政委便对我说：”李普，我们到刘邓首长那里去。‘到了司令部，刘邓也刚刚吃罢晚饭，我们就一块随他们到村外去散步；有时候天不好，就在刘邓住处谈天。天天听这三位大首长、老前辈谈天，实在是我的幸运。作为一个后生小子，固然获益匪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所得就更有用了。他们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他们并不因为有我这样的小青年在场而有多少忌讳。“
“我长期在蒋管区当记者，初到解放区，不知天高地厚，又加上年轻，才20多岁，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仅随便插嘴提问，还时常冒冒失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时刘帅50多岁，邓政委、张副政委40多岁，竟把我这小后生看作一起谈天的人，平等对待。他们谈天的话题，当前形势总是主要内容。他们的观点，凡是我能领会和消化的，便成了我采写那些稿件的根本。我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军事记者，主要秘密就在这里。”
“回想起来，张副政委带我去散步，正是有意要我做这件事。当时，他的这种意图完全没有表露出来过，甚至连暗示也没有。当他叫我‘到刘邓那里去’的时候，没有任何潜台词，至多不过是表示‘去看望刘邓’罢了……”
直接在张际春领导下工作的野战军宣传部部长陈斐琴总忘不了张际春的一句话：“我们只会创造历史，不会记载历史，而人们是从记载的历史中了解历史的。”
这句话被陈斐琴奉为格言而伴随后半生。几十年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极有史学价值的军旅文章。离休后，他又不顾年事已高，背着干粮走访当年的鲁西南战场、中原战场，拄着一柄竹棍重上大别山……
当笔者采访陈斐琴的时候，他已患脑血栓行走不便，语言发生了障碍。他不再会见一般客人，但一听说我们是写刘邓大军的，立即让人搀扶着坐起，艰难地说：“跟随……刘邓多年了……每一仗……我都经历过……本来可以……详细……给你们饼，现在……”
他生气、着急地张大了嘴，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我们热泪盈眶，握住他温热却失去控制的手说：“陈老，等您病好，我们再来。”
他不让我们走，就这样艰难地选择可以发声的词句，谈了两个多小时。
陈斐琴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当年的回顾。回顾仅是历史的本身，而他给予我们的是超越历史的一种浩瀚，一种经天纬地的博大和忠贞。这更增添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深层思考。
当年，在刘邓大军里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前线记者团”；晋冀鲁豫文联主席陈荒煤又给前线送来一批优秀作家，如李南力、胡征、柯岗、曾克、葛洛等；还有一些优秀的美术家，如艾炎、关夫生、邹雅、范云等。
正是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这些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知识分子的领导，有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做火种，刘邓大军这块军旅之壤上才会繁花似锦，全军上下一致，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和共振、情绪上的活跃和高涨。
李卓然老人说：“打六营集我和张副政委到前线去，看到战斗命令下达了，战士们有的揣起报纸，有的把报纸放在地下一跃而起，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报纸上的英雄人物……”
鲁西南 金乡——六营集 1947年7月14日
战场上的形势时尔族旗蔽日，轮毂交错，时尔静若深潭，稳若泰山；有时山势崩颓，如江河倒悬，有时风平浪静，如细流涓涓。
定陶一丢，王敬久急命各师迅速构筑攻防工事，并连连电催各师派出一个团搜索侦察。
两天过去了，却没有发现敌情，鲁西南似乎一下子平静了。王敬久越发坐立不安。
他到第199旅训话：
“此番会战非同小可，委员长亲自筹划指挥，各路雄师云集鲁西南，只等一声炮响，就从四面八方兜抄过来，把过河的共军全部干掉！共产党是很好对付的，我们可采用的办法很多，说简单些，也就十个字。第一个字是稳。稳；就是不要慌嘛。第二个字是狠，更毋须解释了。第三个字是准……第四个字是硬……这第十个字嘛……”
王敬久把第十个字忘了。直到晚饭后，他才想起这第十个字是“活”。王敬久有几分迷信，恰在这个关头把个“活”字给忘了，这使他神色沮丧，行止更加失措。
参谋人员私下议论：“王司令官吊儿郎当，讲话时竞把活命的‘活’字忘了，预兆不妙。”
就在第二天拂晓，刘邓大军第1纵队进抵狼山附近地区，切断了王敬久的第70师与第32师的联系。第2纵队中午歼灭了谢集敌第66师的一个团，向东协同第3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第66师。这样，第32师与第66师的联系也被切断。
迅雷闪电般的行动无异晴天霹雳，王敬久的一字长蛇阵一断三截，顿时势乱神散。
王敬久慌乱之下先令第70师向南，第66师向北，向第32师靠拢，以求形成“核核儿”，避免被分歼。接着又改令第32师到六营集接应第70师南下，解救羊山之危，而后一同突围。
王敬久的部署混乱。第32师师长唐永良不再相信他。唐要通了陈颐鼎的电话：“你我所据六营集、独山集均为荒野小镇，又无工事屏障，即便突围靠向羊山集，也是出了小圈进大圈，仍在被围之中。依我之见，趁共匪仓促之时，你我两厢靠拢，冲出包围，撤至嘉祥。你意如何？”
陈颐鼎说：“嘉祥城高池深，工事坚固，似是可攻可守之地，而且有我一个团在那里接应。只是……”沉稳、老辣的陈颐鼎想到，突围并非易事，弄不好即全军覆没，于是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说：“……只是望兄能向六营集靠拢，你我从六营集突围较便利。”
形势险恶，不容分秒贻误。唐永良不再计较，速率兵向北突围，向第70师驻地六营集靠拢过来。
唐永良的第32师一出独山集，守在大路左右的第1纵队立即抓住战机，迅猛追击和侧击，歼灭其一个整旅，剩下的一个旅和师部虽逃向六营集，也被打得残缺不全。
14日，远道奔袭而至的第6纵队赶到了六营集，协同第1纵队将六营集团团围住。
六营集是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两个半旅、两个师部猥集在那里，人马相踏，粮食、饮水供给相当紧张，第70师和第32师残部乱成一团。
刘邓面对新的敌我态势分析：羊山集守敌第6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是陈诚的亲信，战斗力比较强；而且羊山集三面环水，背靠羊山，曾是当年日军多年经营的一个老据点，敌可依托这些！日日的寨围及重新构筑的坚固工事防御。六营集则地带狭窄，工事薄弱，又两个师挤在一起，不可旷日持久，必谋突围。于是决定先打弱一些的六营集之敌。
同时考虑：如果采取四面围攻，敌必作困兽之斗，徒增攻坚的难度。遂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把阵地攻坚战转化为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第6纵队受命在西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促成其突围决心；第1纵队受命在东面示意留有生路，以诱敌夺路逃脱。
7月14日，王敬久又下令被围在六营集的唐永良、陈颐鼎向南出击，接应第66师，一起向金乡靠拢。
唐永良接令愤愤地说：“这是让我们去找死嘛！”
陈颐鼎也不愿意退至金乡，于是唐、陈二人连电顾祝同，说南撤不可能，要求向嘉祥、济宁方向撤出。并报告六营集北、西、南已被共军围得风雨不透，只有东面存一空隙。顾祝同已是无计可施，只好应允。
对此，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在当日的日记中感叹：
中共刘伯承之一部突入独山集与羊山集之间，另一
部突入羊山集与金乡集之间。余甚忧其围攻羊山集。王
敬久令70师、32师南下攻击共军，32师唐师长竟将
独山集放弃，合守六营集。王敬久又令其向南突围，接
应66师后，向金乡靠拢，32、70师又请准向东突
围，即不攻击共军，也不顾羊山之66师。此种将领如
何能望其做好事！
是夜，云黑大低。解放军的炮攻从六营集北、南、西三面打响。唐永良、陈颐鼎察情决定提前突围。按预先部署，第32师为左翼、第7O师为右翼行动，但还没出村，部队就已经没了队形。两个师争着往东跑，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部队建制就全散了，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守候在东面的第1纵队十几把军号一齐吹响，急促而嘹亮的号音划破夜空。这种精神战术一下子就把敌人给震慑了。继而层层伏兵一跃而出，无数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暴雨倾泻似的横扫过去；炮弹一个接一个在敌军群里炸响，又像暴雨中夹裹的一串串惊雷。
敌军由慌乱到惊惶到恐惧，顿时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官兵四散逃窜，各自奔命。许多士兵吓得摔掉枪，往高粱地里一站，等着当俘虏。炮车、弹药、牛车全部失去了控制，东倒西歪、横三竖四地被遗弃在道路的两侧，无数骡马嘶鸣着遍地乱窜，不少人竟被撞倒活活踏死。六营集东南方圆十几里的大洼地成为第7O师和第32师的最后墓地。9连8班的一个三人战斗小组一次即捉到14个俘虏，缴获四门小炮。营部通信员车金保用一颗手榴弹“捉”来了16个敌兵，还有一挺轻机枪。饲养员扬着鞭子、炊事员抡着扁担自动加人战斗行列，追赶、捕捉三五成群跑散了的敌兵。
当年的第1纵队第1旅第2团9连连长王崇乐如今已离休住在郑州，他回忆说：
“那真叫痛快！方圆十来里的旷野上，到处都可听见我军的联络号、哨子声和战士们的吆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你再听就有敌兵响应：”我这儿有一条枪！‘’这里有一门炮！‘手往蒿草地里一抓，一个俘虏；往地上一摸，一支捷克枪。嘿嘿，那一仗我们可发大财啦！战斗一结束，全连换上了最新式的装备，一个班一挺轻机枪；120人的连，一下子扩充到190人。
“那时候我们开始愿要解放兵了。都是苦出身，一说就通，掉过枪口就朝国民党军队打，还挺勇敢。我挺喜欢他们。
那天夜里，故事可多啦。我们押着俘虏往收容所送，路上听到高粱地里哗啦啦响，就喊：“干啥的？‘回答：”缴枪的！’一拥而出十几个哆哆嗦嗦的敌兵。没走多远，发现一门山炮，一个敌兵举着手说：“俺在这等你们哩！‘我问：”还有没有？’他说：“有！我们的山炮连都在这里呢！‘我命令：”你快喊，把他们都叫来！’他就扯起嗓子喊：“山炮连的到这里集合呀！‘一会儿嘟噜嘟噜从高粱地里出来一大堆，数一数40多个。他们领着，在前面又找到了一门山炮。嘿嘿，我当时威风得很呢！”
笔者采访当年的国民党军第70师上校参谋处长刘学基，他叙述该师和第32师覆灭的经过时说：“70师和32师被歼原因只有八个字：兵无斗志，将帅恐慌。这是整个国民党的膏育之症。”
他抽着烟，陷入昔日的回忆：
“自从刘邓大军6月30日渡过黄河，我们兵团的参谋部里就开始乱套，朝今夕改，莫知所措。弄得各级参谋人员面对着军用地图，不知该把手里的小纸旗标志往哪里放。上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