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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上来烟瘾，烟头对烟屁股，一根接一根：“敌人数量虽多，但一部分是败军，一部分是长途奔袭，他们到了鲁西南，地形不熟，又没有群众支持，成了聋子、瞎子，我们在内线作战则如鱼得水。抓住时机再干它几个师，既甩了包袱，又吃了肉，何乐而不为！”
杜义德说：“到嘴的肉不吃是可惜。如果顾及黄河决堤，或蒋介石炸坝，也可到豫皖苏地区寻机再打几仗，那样对于打开豫皖苏的局面、扩大战果都非常有利。”
陈锡联向来决策果断，思维敏捷，心直口快，素有“陈大炮”之称。此时，“大炮”却引而不发。都讲了，他才开口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来放一炮。蒋介石一桌一桌给我们送酒席，我比你们还想吃。我块头大，容量也大嘛！”
陈锡联夸张地拍拍肚子。
大家笑起来。
“可是还要考虑到我们毕竟是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部队的休整、干部的调整、俘虏的补充和训练等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不可忽视！我认为，不管内线作战或立即南下，都有一定困难。因此我建议，还是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左右，尔后视情况再定。”
刘伯承、邓小平讲话不多，中神贯注地听着。偶然插上一两句、提出些问题，把大家的思想引向深处。间伯承拿起放大镜，走到敌情标图前，反复审视敌人的兵力部署，并详细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各个部队的主官姓名名、部队实力、装备状况、作战特点等情况。他又走到南下地图前，放大镜从东起连云港、徐州，西到伏牛山，北起黄河，南至长江边，一点一点地移动着……他的眼睛随放大镜又从鲁西南、陇海路向南移动、再移动，直到长江边；转而注意力又集中到津浦线的徐州、蚌埠，向南到合肥、南京、安庆，再西移到平汉路的武汉三镇和信阳、许昌、郑州诸点
时间很快过去了，李达宣布休会，吃午饭。
作战科同志匆匆吃过午饭，齐集作战室议论着上午的会议。
作战参谋王文帧说：“整个上午，我的精神都紧张到神经末稍了。从首长的讨论中能学到许多东西。以前只是背地图、熟悉地图，可是地图在今天不再是一张纸，活了！”
张生华说：“没有全局在胸，没有深思远虑、切磋琢磨和丝丝人扣的思维，想使地图复活是很难的。”
章安翔轻轻拍着桌子说：“可惜呀！诸位当中如果有一位是文学家，上午的事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特写或小说。”
作战科科长笑了：“参谋官们，抓紧时间干咱的活儿，文学家会有的！”
大家停上闲谈，开始工作。
邓小平走进作战室。
“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嘛，参谋人员应该这样！你们注意，要立足一个‘早’字，要做好随时南下的一切准备。小张，你告诉1号（刘伯承），请他休息一下；我到3、6纵队看看，顺便再到河堤走一走。”
邓小平离去不久，刘伯承就来到作战室。他又驻足在地图前，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移动，不时用拇指和中指比量陇海线至长江边、津浦路到平汉线的距离，最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陇海路、黄泛区、涡河、洪河、汝河、淮河……
刘伯承自言自语：“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统帅的决心是统帅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是统帅运用其渊博学识、丰富经验，发挥其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产物。即便是再伟大、再高明的统帅，定下决心的过程也是高度紧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犹如胎儿躁动于母腹之中。
忽然，刘伯承转过身，问参谋们：“你们是啥子意见哟？”
没有人敢回答，都知道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你，小张，你的胆子大，敢于发表意见，摆摆看嘛。”
张生华平素是敢于提建议的，但事关战略决策，他不敢贸然开口。
“怎么？问题大，把你们都吓住了？参谋么，就是要敢参与、善谋划，多谋善断嘛。”
刘伯承轻松而爽朗地畅笑。
参谋们知道，这一笑，司令员便成竹在胸了。
果然，刘伯承把放大镜往桌子上一扔，再不看那地图一眼，笑也从脸上消逝了：“快！把邓政委请回来。”
张生华还没走出作战室，邓小平已经走进来，后面跟着李达、张际春。
刘伯承：“我考虑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我也在这么想，走在半路上又转回来喽。”
刘伯承：“南下大别山事关全局，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再打几仗固然可以甩掉些包袱，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我们一刀插到蒋介石的胸口上去！蒋介石的注意力在鲁西南，摆开架势要跟我们决战在陇海路南直到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而且他们还错误地判断我军连战疲惫，要‘窜返’黄河以北，三路兵力正在尾追佯动的11纵。如果我军立即南下，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
刘伯承一气讲完了他的决心，神情显得十分轻松。
邓小平：“我完全同意，立即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战略反攻必然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全国各战场的格局定会随之迅速发生变化，整盘棋一下子全活了。”
张际春：“战略转折是大局，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我们为此付出代价、牺牲是值得的。”
李达：“马上行动，困难如山，就背着走！”
刘伯承：“决胜料势，决战料情，情势既得，在断不疑。行动越早越快越好！今天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3纵为东路，l纵、中原独立旅为西路，野战军直属队、2、6纵为中路。11纵及军区各级地方部队仍在鲁西南开展攻势，以迷惑敌人。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陇海路、平汉路，断尾追之敌的交通。暂归我们指挥的华野西兵团部队于鲁南、鲁西南积极佯动，寻机歼敌，掩护我主力南进。”
邓小平：“请参谋长立即起草电报，报中央和中央军委。”
野战军的电报发出三个小时，中央复电：“决心完全正确”，“在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从下达命令到出发只有24小时。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突然启动，高速运转；车、马、炮，伤员、医院、经费、来不及向后方转运的战利品，就像是家务事，一大摊子，全待解决、处理……
8月7日下午，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请示刘邓：“华野西兵团已到，原定你们接见陈士榘、唐亮二位……”
邓小平：“一切都来不及了，请司令员给他们通话。”
“我们上马了！”
刘伯承手执最后待拆的一条电话线，跟陈土第参谋长通话。
“上马了”即开始千里跃进、南下大别山。
陈士榘心领神会：“我怎么打法，请你指示。”
“你打一张蛾牌！”
“蛾牌”是四川人打牌九的一句术语，即上面一个点，下面三个点。刘伯承意告：用一个纵队牵制敌人，用三个纵队寻机歼敌。
下午5时，10万大军秘密而又神速地在刘邓指挥下开始行动。
此时，冶陶制图科新绘制的一大批安徽、江苏、湖北的地图刚好送到。
李达高兴地笑了，却又转瞬即逝，他看到从运送地图的车上跳下于乔、黎曼、陈晓静三个女兵。
“怎么搞的？这个时候，怎么让她们来了？我这里往回送还送不及呢！”
三个女兵一路上憧憬着前线，踌躇满志，不料一下车便受到如此“礼遇”。
陈晓静哭了。黎曼皱眉不语。唯独于乔昂着头望着李达，大而明丽的眼睛不加掩饰地表达着抗议。
李达烦躁地一挥手：“跟上直属队，出发！”
不是因为眼泪和其它，李达不会为眼泪所动，仅仅是因为送她们回去已经来不及。
三个人偷偷一笑。
还有一个人兴奋得怦怦心跳，那是情报处处长柴成文。
第7章 八月流火
徐州 陆军总司令部 1947年吕月12日
郭汝瑰放下电话，若有所思。
高参顾鸣歧问：“什么消息？”
“空军报告，东平湖与黄河间三角地带共军甚多，正在北渡黄河。”
顾鸣歧笑道：“昨天报告，说共军大队人马已越过陇海路，怎么突然一下子又北渡了？”
一直沉默不语的顾祝同抬起头：“总裁判断英明。看来刘邓北渡是真，越陇海路是诈。”
稍停，顾祝同一扫脸上的阴云：“刘伯承、刘伯承，你还是怕决战嘛！”
郭汝瑰不安地问：“钧座，我们倒底该防哪一头呢？”
“两头都防。”显然顾祝同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头向陇海路增兵，不管是真是诈，堵住他不许继续南窜；一头控制河防，不
顾鸣歧急了：“总座，你真的相信刘伯承会退回河北？”
“又是这个问题！不回河北他还干什么呢？进犯徐州？显然不是。在鲁西南与我决战？显然也不是。你还有什么高见？”“
顾祝同脸色非常难看。这些天这个问题把他折磨苦了。从内心讲，他怀疑刘伯承会退向河北，空中、地面得到的情报也证实了他的怀疑，但他又分析不出刘伯承“南窜”的目的何在。为了不使会战再次失败，再次辜负总裁的厚爱与期待，顾祝同离开了远在后方的徐州指挥部，在商丘住了数日，又移至郑州亲自坐阵部署鲁西南各路兵团。越接近战场，越感到有重新估量共军战略企图的必要。他匆匆返回徐州，在电话里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蒋介石语气生硬、不耐烦：“身为将帅，最忌三心二意。曹操用兵最大长处是‘得策辄行，应变无穷’，‘见敌之虚，乘而勿假之’。刘匪之虚已经暴露，就要乘势追歼，不给他以逃窜的机会。他们忽北忽南，是迫于我五路大军的威胁，怕被会歼于黄河滩上。告诉罗广文，他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穷追猛打，刘伯承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直到全部歼灭。这种时候还讨论共军要干什么，要逃到哪里去，毫无意义，更无此必要。你说他要逃到哪里去？我看刘伯承自己也未必知道。这叫抱头鼠窜，慌不择路！”
放下电话顾祝同已是满头大汗。一连数日，上报情况均由郭汝瑰代行，唯恐再触犯了总裁。
现在顾鸣歧又提出这个问题，委实令他烦恼。他坚决地对郭汝瑰说：“你速令邱清泉兵团堵住黄河各渡口，罗广文兵团仍追击南下之敌。把这两头堵住，就很有可能逼迫共军与我在鲁西南决战。不堵两人，南面出了问题不得了，北面出了问题更了不得。刘伯承真要是退回了河北，我们就要承担抗命之罪！”
言毕，他使劲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烦躁地走出指挥室。
郭汝瑰下达了命令，转身对顾鸣歧说：“这个鲁西南乱如团麻，陈毅的四个纵队又掺和进来，真真的一个迷魂阵！”
“‘军中闯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鲁西南的乱是自乱，兼听则明、则清嘛！”
郭汝瑰看了顾鸣歧一眼，谨慎答之：“‘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因此，决策人的专断也是必要的
顾鸣歧还要说下去，徐州陆总副司令韩德勤走进来。连日的山东奔波，使韩德勤脸上暴着风割日晒的白皮儿。他笑嘻嘻地坐在沙发上，两条腿跷上扶手，很惬意的样子：“昨夜一觉到天亮，睡得香！”
郭汝瑰递上一杯浓浓的六安瓜片：“副座劳苦功高，好好休息几日吧。”
韩德勤从衣袋里摸出一只精巧的酒瓶，一仰脖儿，喝了一口，擦擦嘴角，说：“诸位，有兴致没有？纯正的洋河大曲。呃？墨三呢？”
“总座刚出去。”
韩德勤看了看一直沉默不语的顾鸣歧：“高参似乎闷闷不乐？”
顾鸣歧苦笑：“又有什么可乐的呢？我又没有副座的雅兴。”
“境由心造嘛。我要没这点儿本事，早愁白了少年头。”
韩德勤这年55岁，长顾祝同一岁。他是江苏泗阳洋河镇人，从陆军小学开始，就与同乡顾祝同在一起，关系甚密，结为“把兄弟”。以后两人又同考人保定军校，立下誓言：有福同享，有罪同当；谁将来在仕途上有作为，一定相互提携，并足长进。
顾祝同不食前言，飞黄腾达不忘同窗厚谊，一直把这位不怎么走运的韩德勤放在左右。内战开始，顾祝同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韩德勤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