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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打下李家集，弄到点奎宁，我才侥幸活下来。可病死的人也不是个小数目。你算算，进大别山时我们有整整一个营的清丰人，等出了大别山，只剩下12个了。”
除了打摆子、腹泻，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南方天气潮湿，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十的时候，更谈不上卫生条件，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疥疮。
第2纵队第5旅第15团从团长到司号员，几乎人人都没逃过疥疮的折磨，夜间奇痒无法人睡，白天行军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三挠，“吱吱哇哇”像一群猴儿。这队伍怎么带？团长黄家景听说商城附近有个温泉，叫“汤泉池”，泉水含硫量很高，可以治愈疥疮，就和政委田涛商量，集中全团兵力打“汤泉池”。
“汤泉池‘北面的山头驻着敌保安团的两个连，平时强征往来行商的税款。那天拂晓，第15团发起突然袭击，冲锋号、步枪、机枪一起响，战士们端着刺刀往上冲。敌人不知解放军的真实意图，以为来抢税款，赶紧扛上钱箱撤回商城，边逃边琢磨：这支共军也怪，光打不追。
第15团占领了制高点，全团三个营轮流掩护，脱光了就跳温泉。一天之内，每人平均洗了两三遍。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撤出“汤泉池”，脚步轻快，人也像个人样了。
如今到了商城，上年纪的人还记得，刘邓的15团在这打过一场“澡塘子战役”。
自然条件的艰苦与恶劣虽令常人难以想象，尚可以克服，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愈平。原第2纵队教导团副团长张绍基说：
“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那种苦啊……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它不光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更多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苦。”
笔者是在河南省军区医院见到张绍基的。老人心脏病发作才被抢救过来，见到我们，饭也不吃了，拉着不让走：“趁着我还有口气，再多说几句吧！等闭了眼，想说也说不成了。”
讲起刘伯承，老人泪流满面，像失去父亲的孩子。说起大别山那段生活，老人滔滔不绝，连医生的嘱咐也忘了，抓起香烟就抽。
“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这都算不上苦。最苦的就是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在晋冀鲁豫打仗，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你就只管冲吧，反正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艰苦几天，一个胜仗下来，猪肉炖粉条尽你吃，啥苦呀累的全忘了。可在大别山，你就别想有这日子。
“不是说大别山人民不好，而是国民党太坏，咱们自己太弱了。我就是大别山人。红安的。我知道那里的情况。红军、新四军三进三出。咱们一走，老百姓就遭殃了。国民党烧光杀光，白色恐怖呀！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哪一家不死个三口五口，甚至满门抄斩啊！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这一回我们说再也不走了，谁信你？话是你说的，可脚还长在你身上。就是他心里对你好，也不得不躲着你，怕再惹上杀身之祸。所以，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
“这是老白姓。再说说敌人。自从北伐之后，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经营了20多年，建立保甲联防、‘五家连座’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织成了一张大网，把大别山罩得严严实实。桂系部队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的媳妇。三姨六舅母，‘亲戚串亲戚，你都分个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放牛，怪可爱的，背不住他就能甩给你一颗手榴弹。
“当时我们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是地主武装，里面土匪、地痞、流氓、红军时期的叛徒，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他们还懂得游击战术，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一套全反用到我们身上了。部队行军，指不定哪个山头就放一阵黑枪。宿营时他们摸岗哨，把你整连整排地堵在村里。伤病员遭他们残害的就更多了。等你去追，他人熟地熟情况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可没少吃他们的亏。
“想想，在这个地区开辟根据地，无依无靠，像不像没娘的孩子？部队的战斗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唉，别的苦都能受，只有这种苦才真叫苦呀。
“当然，老百姓大多数还是好的，心还是向着我们的。可那种好法也让你心里难受。有一次，我们好言好语找老乡借东西，谁知他不但不借，还凶狠狠地又吵义骂，就差没把我们打出来。过后呢，他又悄悄把东西送来了，说那样吵骂是是邻居和白狗子听的。要不然，通了‘共匪’，五家连座，非火了他九族不可。还有一次，我们要找个向导，给多少钱老乡都不上。最后一家老乡让我们求急了，就大喊大叫：”要带路，你们把我捆起来，抓上好啦！“老乡一个劲儿地朝我们使眼色，让我们捆起他。我们懂他的意思，他也是怕惹来杀身之祸而做给别人看的。可是让解放军捆着老乡带路，那不成了日本鬼了啦？……你说。这种仗可怎么打法？”
张绍基老人描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初进大别山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组织野战军直属机关转移，途中向老乡问路，说话都不敢出大气：“请问，老乡，这里离泼皮河还有多少路？”
不料老乡冷笑，乜斜着眼睛回答：“怎么？这块地方已经让你们折腾得‘箩里精光’（谐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啦，还想再利一次皮啊？”
噎得杨同宇尴尬至极。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干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
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二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八月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了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5帅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鍬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义是何等的艰难。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
“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个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战十说：“啥大别山，应该叫‘打蹩’山！”
河北、山西籍的战士说：“大别山，大别山，瞧这名字就不吉利。大——别！徐向前的红四军、徐海东的红25军、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都没在这里蹲住，我看咱们这回也够戗！”
晋冀鲁豫那方水土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宁向北走1000里，不朝南方迈一砖。
进入大别山的北方战士生了病，没别的要求，只要给一口小米汤，啥病都好了。
他们思念故乡热土，不理解面对的一切：
“跑到这鬼地方来干啥？是不是打败仗啦？”
“反攻、反攻，照这样一月及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
“妈的，咱刘邓大军啥时这样窝囊过！‘
“瞧这边老白姓的落后样儿！咱吃苦受罪来解放他们？干啥？”
强烈的思乡吓旧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像疾病一样蔓延，从而导致战斗意志衰退，部队纪律松弛，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临走留下一张纸条：“哦回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保证回去后继续干革命，保证多杀敌，杀10个抵这里的一个！”“我保证不叛变，请组织相信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渐渐的，“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的歌了唱得少了，再后来几乎听不见了。
9月5日，刘伯承在商城双轮河地区布下口袋阵，以第1、2纵队主力和第6纵队第16旅围歼敌第58师。由于初进大别山。缺乏山地、水田作战经验，粮草伤员转运困难，加之个别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分割包围，战斗持续三日，终使第58师大部逃脱。
9月17日，第1、2、3纵队主力及第6纵队第16旅于商城余子店、苏仙石、钟铺一带再次围击第58师。经过18、19、20日整整三天的战斗，仅在钟铺地区歼敌一个团。
9月24日，第1、2纵队及第6纵队第16旅设伏光山，三打第58师。敌第85师迅速自光山、演川东援。是役，虽击退援敌，却仍然未能解决第58师。
一月三旬打三仗，仗仗不理想。从客观上讲，三仗虽然没打好，却调动大量敌人北援，使我南下部队乘虚迅速展开，直抵长江沿岸，为实现战略全局创造了条件；但从主观上分析，则不难看出部队所潜在的严重危机。
在9月27日召开的“不握手”会议上，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了野战军20多位纵队和旅的指挥员面前：环境恶劣，形势严峻，纪律松懈，右倾保守，军心动摇，部队究竟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
邓小平足足有几分钟没有讲话。他那严厉的目光从一个个指挥员的脸上划过，像一道持久不熄的无声闪电刺人每个人的心里。
有人咳嗽了一声，很快又静下来。刚才还被“炮筒”们搞的烟雾弥漫的祠堂清新了许多。
终于挨到邓小平讲话：
“同志们，对于我们所执行的战略任务，过去曾强调了多次。这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大别山，下一步就要坚定不移、义无返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动摇，丝毫也不能有！
“在座的都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就应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战胜困难，消灭敌人。否则，你这个干部高级在哪里？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困难，但更重要更迫切的是必须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思想，克服纪律松懈等不良倾向。而这一切，首先我们领导干部要带好头。请大家想一想，这个头你带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将一溃千里，只好退回黄河北，把到手的胜利再还给蒋介石。请问，哪个同志希望如此？如果有，请把手举起来！”
刘伯承缓缓地站起身，那仅有的一只眼因充血而凸起：“政委讲，这是一次‘不握手’会议。让我说，这也是一次‘安卵子’的会。我们有些干部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个男子汉。怎么办呢？只好开个会，给你安上一副！”
刘伯承是有名的儒将，温文尔雅，而一旦气愤讲起粗话也十分惊人。
他继续说：“有些同志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行动迟缓，错过了几次歼敌的好机会，这是不能允许的！”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就像个小脚女人，一步三摇摆。”
“打仗像小脚女人，你的卵子到哪甲去了？”
刘伯承用手在空中写了一个大大的“勇”字，接着说道：
“这个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字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也就是说，‘勇’是男子汉的事。没有花冠就像男子汉没了卵子，还称什么‘勇’呢？……一个月来，刚付出点代价，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就仿佛革命没有前途了；才碰上一点困难，就怀疑能不能在大别山坚持了。这些同志眼光短浅，自己也不想想，你把刺刀捅进人家的心脏，人家才咬破你一点皮，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进军大别山，蒋介石表现出失败情绪，可为什么我们自己也表现出失败情绪呢？好比两个人打架，你说你失败了，他说他失败了，那么是鬼胜利了？
“还有的同志说，宁肯往北走千里，不愿往南走一砖。你想往北走，是想回去看看你的家，见见老婆娃娃。告诉你吧，现在你的家已经安定了，娃娃已经吃胖了，他们听不到飞机大炮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