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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力走向现代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发展中，欧洲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在忙于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几乎无暇顾及一个新的力量正在走进历史：俄国。
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领以后，俄国的神职人员，宣布自己是惟一真正的 — 即“正统”的基督徒。他们把莫斯科宣布为“第三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中心，有意把自己同西方隔离开来。莫斯科的大公爵视自己为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1547年，享有“雷帝”称号的伊万四世，获得了皇帝的称号，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他用铁腕进行统治，削去了贵族的权力，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他直接指挥的警察，向贵族施加暴政并大开杀戒，其他反对沙皇政策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伊万用残暴的方法，建立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执政体系，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他的个人财产。
和拜占庭时期一样，在俄国，教会和国家也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需要一个保护者，作为回报给予沙皇及其政策以合法的地位。一个宗教领袖在写给伊万四世的一封信中说：“虔诚的沙皇，您知道，正统基督信仰的所有国度，都已共同过渡到您的帝国之中。您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沙皇。两个罗马已经没落，而第三个就竖立在这里，第四个是不会再有的。” 沙皇在上帝和教会的帮助下将去征服异教徒的国度。俄国的教会人士承认沙皇具有无限的领导地位。“在自然界，沙皇和所有的人都相近似，而从权力上看，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
和在伊万进行的很多战争中一样，教会也在压迫农民的政策中和沙皇并肩战斗；世俗和宗教的大地主，都希望农民依附于自己。于是农民的自由逐步受到了限制，最终于1649年变成了农奴。这样一来，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权利，完全被控制在主人的随意性之下，在极度困苦中度日。即使当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开始改革这个落后的国家时，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彼得一世的意图，是让俄国向西方开放，并向西方学习。为此，他于1697…1698年进行了一次空前而非凡的旅行：他带着250名随从，匿名周游了西欧。他想对各种国体和经济社会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是在各国宫廷中，他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会面以后，汉诺威大选侯夫人写道：“尽管他有一些天赋的优秀品格，但他的农民习气仍嫌多了一些。”
确实，宫廷生活并不是彼得的世界。他更关注技术和经济，他去听有关机械的理论课程，拜访实验室里的学者，观看他们如何作业。据说为了学习造船，他还曾用彼得·米哈伊洛夫的名字，到英国和荷兰造船厂作为木匠劳动了十个月之久。他的这些不寻常的行动，给很多诗人和音乐家以创作灵感，例如艾伯特·洛尔青就据此写出了歌剧《沙皇与木匠》。
沙皇带着新的知识并招聘了各行各业约1000名专家返回了俄国。很快，俄国的男人就不得不剪掉长胡须，脱下传统的服装，以便能够像是真正的欧洲人。然后，彼得就想有一个新的、欧式的首都，并同时是一个波罗的海港口城市。尽管选中的地点由于经常受洪水的侵袭是一片沼泽，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市，但沙皇还是召集了大批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在可怕的生活环境中，由于营养不良和瘟疫的传播，不断减员的情况下”，弄干沼泽，用树桩钉入地下，然后再在上面建造房屋。根据严肃的估计，大约有12万人在工程中丢掉了性命。对沙皇来说，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为了增强俄国的世界地位，沙皇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军队。为此，每年大约有三到四万年轻的男子被迫入伍，严格训练，为战争做准备。俄国海军也不断扩建，直到成为波罗的海中的最大舰队。像军队一样，彼得还重组了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各地区的首长直接对帝国政府负责，帝国政府又对沙皇负责。这样，各级政府就只能贯彻他的意志，用服务的贵族取代了世袭的贵族。官吏和军官的新等级，不再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在各自岗位上的业绩而划定。
从所有这些改革中，工人和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劳务和税赋。“上层阶级摆脱了俄罗斯的传统习惯，但同时也脱离了人民；他们开始以外国的方式生活，着装和说话 …… 这样一来，沙皇和人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古老的联结逐渐松弛。俄国的君主变成了暴君，自由的人民等同于失去自由的奴隶。”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当时的形势。但沙皇 — 这时已被称为彼得大帝 — 却对这种评价置之不理。他以冷酷的决心，追求使俄国现代化的目的。当皇子阿列克谢因参加一个复旧运动，企图制止父亲的西方路线时，沙皇让人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彼得大帝于1725年去世时，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唾骂；但俄国却从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哈布斯堡到霍亨索伦
祖籍在瑞士阿尔高的哈布斯堡伯爵家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家族。最初的发迹是1273年，当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就任德意志帝国“临时皇帝”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困难时期，没有哪个大公爵愿意戴上这顶皇冠。一直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鲁道夫，却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聪慧的政治家和父亲。他技巧地把他的九个子女嫁娶出去，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占据帝国的重要岗位，这几乎变成了传奇故事。这样，他就为了家族的非凡兴旺发展奠定了基石。到了查理五世 — 1519…1556在位 —， 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范围已经东起匈牙利，西到西班牙，并通过西班牙到达了美洲。皇帝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帝国里，太阳是永不落山的。但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持久控制的，更何况很多公侯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只是当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土耳其人1683年逼近维也纳时，各地的诸侯才赶来援救皇帝，因为这终究是为了拯救西方文明。哈布斯堡家族占据罗马德意志皇位直至1804年，但真正在它控制下的却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
在哈布斯堡的阴影下，另一个古老的王侯家族于十七世纪开始显露头角，尽管当时的条件十分不利。那就是霍亨索伦家族。当时的势力范围是支离破碎和经济不发达的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但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按照法国的榜样，革新了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从而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却不愿意只当大选侯，他想当国王。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换取了主要公侯和皇帝的同意。1701年1月，弗里德里希在科尼希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但这却遭到了维也纳哈布斯堡宫廷的嘲笑；普鲁士的首任国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弗里德里希一世时，哈布斯堡的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文人，所以他也不值得人们的重视。但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完全不同，很快他就获得了“士兵国王”的称号。对这个虔诚的书呆子来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勤俭的理财，是一切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才能得到有保障的持久幸福。”因此，他就 — 有时是用暴力 — 招募年轻的男子，并把军队扩大了一倍，达到了八万人。为使士兵绝对服从，他选择了惟一的方法 — 严厉的体罚。因而，“普鲁士式的调教”很快就闻名于世，但也臭名远扬。
责任感、服从、纪律、秩序和勤奋，是这位“士兵国王”的最高价值。所有这些准则他都在军队中得以体现；他的目标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兵营。“普鲁士品质”已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但后来却沦为声名狼藉；但如果没有这些，一个落后的小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上了欧洲强国的通途。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生命结束时，普鲁士已经具有一支欧洲第三强大的军队，不但消除了债务 — 而且还有了1000万塔勒尔金币的战争储备。
士兵国王一直希望他的长子弗里德里希能够和他一样，把这个事业继承下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下一章，论述那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和发展时，我们会说明到底为什么。
理性的时代
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种新的思想潮流首先来自英国和法国。所有迄今为止对宗教、国家、社会和经济的观念都遭到了置疑，受到理性判断的严格考验。凡是经不起这种“理性”考验的东西，就会 — 像在实验室里一样 — 被抛弃。只有人们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法国人若内·笛卡儿，早在1637年，在他的《方法谈》一书中这样写道。
人不应该再受陈旧的权威所左右，而应该独立地和理性地，即“开明地”行事。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总结了启蒙的含义：“启蒙是人们摆脱自我受制状态的出发点。自我受制是一种不受他人指点就无法进行理智思考的无能状态。这种受制状态，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这种受制状态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因为没有他人的指点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话。那么Sapare aude！请鼓起勇气来！去利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竞选口号。”
启蒙主义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尊严，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包括皇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89年写道：“如果我们看到，人在如何置身于自然之中，那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
七十年之后，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根据这个思想，统治者不是由上帝，而是由人民选择的。他的使命是尊重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福祉和促进人的幸福。如果一个统治者不能遵守和人民签定的协约，或者滥用人民对他的信任，那么人民就可以罢免他的职务。这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势力的拒绝。只有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女皇卡塔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王储弗里德里希接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普鲁士王位上的哲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当王子时，有过不寻常的童年和青年。“士兵国王”要把儿子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弗里茨必须和我一样！”早在弗里茨五岁的时候，他就让儿子穿上军服，和他一起参加骑马、狩猎、阅兵和演习。而这个王储却对军事和一切“普鲁士品质”十分反感。这个聪慧而稚弱的弗里德里希真正喜欢的却是宫廷的生活和美好的艺术，他特别喜爱法国文学，偏好哲学，创作诗歌并秘密学吹横笛。而对他父亲来说，这些都是愚蠢的荒唐事，他常常为此遭到父亲的责罚。弗里德里希18岁的时候，为了摆脱父亲的皮鞭，和一个朋友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但在边境被抓获。国王把他们两人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判处了死刑。在行刑前，王子虽然得到了赦免，但却不得不看着自己的朋友上了断头台。这以后，按照父亲的意志，他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这些遭遇和经历，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很快他就顺从了父亲的意愿，在行政管理、经济和军队中学习本领。最后他甚至和父亲为他选择的，他并不爱的公主结了婚。他和公主生活在勃兰登堡的莱茵堡宫中，但却终于有了闲暇转向他所喜欢的音乐和文学，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他在这里开始和伏尔泰通信往来并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塑造了一个责任心很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