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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的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递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大夫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才弄明了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历史巨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次批彭高潮。
在北京，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的报告一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他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天地之间。
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摊，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大摊称大组，下设有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黄克诚二人。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老战友黄克诚，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示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批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现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五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刘晓大使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16、17日3天，又连审6次。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9日起，专案组策划一番，采用车轮战突击鞫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鞫讯彭德怀连续9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仆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春节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鞫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疾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做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做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