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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宣德刻本《历代臣鉴》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士奇，江西泰和人，永乐年间入值杨士奇像内阁，为东宫官，多次维护太子朱高炽的皇储地位。仁宗时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及英宗朝长期处于内阁首辅地位。杨荣，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当年成祖入南京准备登基，杨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正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的印象极好，多次随其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升文渊阁大学士。杨溥，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永乐时为太子洗马，因太子遣使迎接成祖迟缓，为汉王所谗，曾被关入天牢10年。“三杨”都是活跃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正是股肱之臣。夏原吉，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期为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的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蹇义是朱高炽当年东宫的属官，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
杨荣像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宣宗绘《萱花双犬图》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赞画”作用，如上面提到的平定朱高煦叛乱和解除朱高燧的威胁，以及撤兵交阯（安南）的重要决定。
撤兵安南。安南到了宣德朝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成祖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阯，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然而交阯并未臣服于明廷的统治，起兵反对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成祖曾多次派兵镇压简定、陈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成祖死后，交阯的情势更加不稳定。明朝连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受之重。仁宗时期，改变了成祖一味剿灭镇压的政策，以招抚为主。宣宗则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派王通为征夷将军，征讨黎利，然而他内心里更想息兵交阯。宣德元年（1426）四月，宣宗就曾与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四人商议，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阯）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阯的做法，恢复交阯为附属国的地位。杨士奇和杨荣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而蹇义和夏原吉却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因此宣宗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实行。其实宣宗是在等待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好招抚、谈判，体面地从交阯撤兵。
宣德二年（1427），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九月，黎利上书明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成祖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宗有意答应，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明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应，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宗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宗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宗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明廷册立自己。宣宗没有理会，派人继续寻找陈氏后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宗仍不理会。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请封。宣宗考虑到陈氏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仁政爱民。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宗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宗赐宦官银皿宣宗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宗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宗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