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氖虑槲约耗鼻罄妫度胗Ｋ苟啻晤妹馑岸睢⒒凡裉坎荩獬诰┕そ持心昀喜屑埠突谖薅×φ叩慕臣�
盛世隐忧。在宣宗君臣的不断努力下，宣统朝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宗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放弃安南也是个明智的选择，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争夺皇权的朱高煦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加强了皇权。宣宗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宣宗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
宣宗行乐图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斗蟋蟀（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其中，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还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宣宗，不料妻妾观看时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也上吊了。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稍加改变，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土地兼并问题也在当时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必需的土地，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
另外，自成祖朱棣以来，朱元璋制定的祖制受到破坏，宦官逐渐受到重用。宣德元年七月，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朱瞻基个人小档案
姓名：朱瞻基出生：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初九日
属相：虎
卒年：宣德十年（1435）
享年：38岁
谥号：章皇帝
庙号：宣宗
陵寝：景陵
父亲：朱高炽
母亲：张皇后
初婚：20岁
配偶：胡皇后，孙皇后
子女：2子，2女
继承人：朱祁镇
最得意：仁宣之治
最失意：英年早逝
最不幸：明代第一个废后的皇帝
最痛心：被称为“促织天子”
最擅长：斗蟋蟀、诗画
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英宗像属羊。他9岁登极，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所俘，失去帝位。8年之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英宗虽然寿命跟他父亲宣宗一样，但他的一生却比其父要曲折得多。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10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孙贵妃说。《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中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孙氏为贵妃。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氏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
宫人说。还有些人认为英宗为宫女所生，孙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人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当时人王锜的著作《寓圃杂记》里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王锜的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广运之宝（白石）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皇帝密旨（白石）英宗登极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幼冲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之后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谁是对手
英宗自小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北方的蒙古人。他要时刻提防蒙古铁骑入侵北边，骚扰百姓。
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
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