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思想意识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从前的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者。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兴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这种结果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其他代议制机构也曾压下君主的锐气，如波兰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得胜的英国国会实质上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波兰的代议制机构则代表封建贵族。因而，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立起代议制立宪政体——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贡献。相形之下，波兰的由贵族控制的议会的胜利是导致后来以国家的完全灭亡而告终的封建混乱局面。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革命的详情除了在它们有助于说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义信条、民族主义信条和社会主义信条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围内，对我们没有关系。因此，这里只要注意到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就够了。从1642至1645年的第一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阶段中，保是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至 1649年的第二阶段间，一种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过，带有某些变化——的形势发展起来。在得胜的情教徒当中，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由克伦威尔领导，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阶段间，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利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后者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复辟；结果，从1660至1688年的第四阶段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起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美国革命。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可预料到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一股名符其实的非正统见解的急流喷涌而出，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求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订和确立。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点。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17世纪30年代，内战爆发前，他因散发未经许可的印刷品而被国王的星法院关押；由长期国会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在布伦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国罪而受审，险些地在国王手下被绞死；后来，他被交换遣返；他作战勇敢；他在战斗中受伤；他因不接受与苏格兰人联合后被强加的＇长老会的＇严肃盟约，退出国会军队；接着，他因未经许可的印刷业而坐牢（内战期间，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关）；因为诽谤下议院议长、诽谤曼彻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经常进出伦敦塔监狱；他试图改革伦敦商业中心区的政府，试图打破冒险商公司对羊毛贸易的垄断；他在新模范军中组织反对国会的活动；然后，他成为平均派运动的代言人；他经常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他相信克伦威尔背叛了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的事业；他曾两次在民众响亮的欢呼声中被宣判无罪；他也遭到过流放，回来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监禁，1655年，离去世仅一、二年时，他成为一名贵格派教徒。
平均派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满提供了领导，制订了成文的纲领；在纲领中，系统地提出了模范军普通士兵们的种种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约》给制订出来；这份公约于1649年呈递国会，现被说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个人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次，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即一切政治权力仅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军队的代言人要求实行许多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基础。它们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宪法、男公民普选制、两年一届的国会、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死刑、债务监禁、长子继承权和一切封建占有权的终止。
国会从未被迫按《人民公约》行事。克伦威尔有足够的力量监禁李尔本和镇压军队中的不满集团。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派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影响。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