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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O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 1859至 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间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二十章第七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断言的，“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克伦威尔不顾平均派的“一张选票是一个评价”的口号，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缴纳的赋税成比例。
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度、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的已得到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这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如今，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即使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岁月里仍是采取守势。这是一个反对革命年代的过激行动、在贵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图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时期。多数情况下，君主们不受宪法制约，专制地进行统治。而在宪法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中产阶级大多没有投票权，更不必说劳动者了。因而，1815年以后的时期不仅是民族主义骚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骚动的时期。
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反对土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例子见于法国，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资产除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多少扩大了选举权，不过十分有限，仅使选举者人数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约81．3万人左右。
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对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囚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尽管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作了这种调整，自由主义从19世纪末叶起还是连连失利。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它未能赢得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一般说来，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取社会改革。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平等会”。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宣布必须采取以下严厉措施：“将国家现有的全部财富置于共和国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实现产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巴贝夫提倡废除私有财产，这在当时的法国没有可能被接受。连城市工人都不准备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则激烈反对一种将剥夺他们新近获得的、十分珍爱的土地的纲领。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难地逮捕、处死了巴贝夫，并驱散了他的追随者。因此，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社会抗议和社会骚动随着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利而终止。事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原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