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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的这种显眼的不公平与叶卡捷琳娜夸耀地提出的启蒙运动的原则简直不一致。但是，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无法过分地关心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依靠贵族的支持，所以，她从未认真地向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挑战。正相反，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她转而激烈地反对哲人们的学说。她谴责革命是“一种反对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的、可恶的、凶暴的瘟疫，是上帝和君王的敌人”。她还说：“国民议会应该烧死所有最厉害的法国作家，烧死所有将这些作家的语言传遍欧洲的人，尽管所有这些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所已制造的可恶的混乱。……至于人民和他们的意见，那是无关紧要的。”
叶卡捷琳娜能如此轻率地不考虑“人民”的意见，但是，其后继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情况尤其如此。1815至1818年间，一支俄国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这些事件自然给俄国的舆论以很深的影响。多数人对西方的优越感和屈尊感得到了加强，但是，占领军的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已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有位老兵将他回到祖国时的反应描绘如下：
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皇家禁卫军第一师在奥拉宁鲍姆登陆，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赞美诗。祈祷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祖国对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了，他骑在一匹漂亮的栗色马上，手执一把出鞘的剑，他准备在皇后面前放下这把剑。我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那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那是我对他的第一次失望；不自觉地，我想起了一只猫，它转变为一个美人，不过，她不能看见一只老鼠而不扑向它。
1814年，在彼得堡的生活对青年来说是令人厌倦的。二年中，决定各国命运的一些事件已从我们眼前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如今，在彼得堡守着空虚的生活，听老人唠唠叨叨地赞扬过去、指责每一个进步的运动，真叫人忍受不了。我们离他们有 100年。
正是象上述这样的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国西方化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相反，那时存在的是处于社会低层的、被束缚的、无生气的农奴群众即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想望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惜上述的差别，把它们看作是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驱使俄国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是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必然结果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点。因此，斯拉夫派把圣彼得以前时期的谐和一致的俄国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为西方社会要好些，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唯物主义的、无信仰的、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的。
“和俄罗斯的力量、团结及和谐成对比，”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写道，“那里只有争吵、分裂和软弱，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的伟大显得更加突出——正象光亮对着阴影一样。……”因此，站在反对方面的一个西欧派成员反驳道：“那里［西欧」的文明全是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了那么多代人的那么多的汗！如果你们丢掉迷信，如果你们抛弃偏见，如果你们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蛮的过去，如果你们不夸耀自己千百年来的无知，如果你们志在占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类精神所获得的财富，那么，那一切全都能成为你们的。”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说服，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和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而且还强迫他国交出它在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小的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们已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斯拉夫派的一个成员宣称：“西方将了解到它所夸耀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赞美这种制度的俄国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关于战争的结果，西欧派并没分享这种乐观。实际上，他们预言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作出这样的预言，就是因为俄国未能跟上欧洲。
文明现正以它的力量反对我们，我们已为与文明的这场斗争做什么准备工作了吗？我们不能以我们所有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来对付这场斗争。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比我们忘记了自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西欧派的这一预言证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俄国被打败了，这场失败起了暴露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的作用。俄国的士兵在 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令人绝望地对俄国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只有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医疗服务或军粮供应服务。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缺乏铁路，他们不得不用大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在抵达前线以前步行数百哩。总之，战争失败了，其原因正如西欧派所察觉的，“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以前也一直是极不安定的。事实上，在1825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的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作这决定时也受到许多贵族的鼓励，这些贵族赞成解放农奴是为了利用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对谷物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发现，只要全部土地是分配给农奴，他们就无法生产大量的供出口的剩余粮食，因为农奴种植的粮食在勉强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后，能给贵族地主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较有远见的贵族都赞同把农牧从以往一向将他们束缚在小块土地上的契约中解放出来。这样，贵族打算将小块土地联成一片，采用有效的、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并仅仅雇佣那些其劳动力实际上为他们所需要的从前的农奴做散工，如此，他们就无须供养整个迅速增长的农奴人口。换句话说，思想进步的俄国贵族赞成解放农奴的原因与英国贵族在前三个世纪中支持和实行圈地的原因是同样的。
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 381000人上升到 1890年的162000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 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决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明显。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O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方，有几个农庄。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因为在1905年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力。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