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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二、英国的征服
相对地说，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的村庄是不变的、自给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 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的原因。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因为在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见第九章第四节），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一直是相同的。25O年里，他们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转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这一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各国的经济、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来解释。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对西方的屈服较中国对西方的屈服要早得多。因此，必需考虑印度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首先，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力已衰落（见第二章第四节）。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用这种方法，海德拉巴的尼扎姆于1724年开始当权，海德尔·阿里和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把自己安置在迈索尔（父亲于1761年执政，儿子较晚）。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其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满族帝国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在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换句话说，18世纪时，印度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分裂，而中国，在ZO世纪满人被推翻、地方军阀崛起以前，却用不着经历这种分裂。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在那个地方，这时出现了富裕的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的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愈来愈不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即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了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收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开辟了多种多样的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土著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财富。公司官员和他们的印度代理人也不承担问印度商人征收的很高的税。两位英国历史学家说：“人们已明白，策动革命是天下最有利可图的把戏。歇斯底里曾支配着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时代的西班牙人，而对黄金的贪欲是自那时以来所无可比拟的，它充满厂英国人的头脑。特别孟加拉，直到被榨尽血汗时才重新经历和平。”1769年5月24日，公司雇员理查德·比彻在给他在伦敦的主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理由认为，自‘底瓦尼’落入公司手里以后，这国家的人民的状况比以前更坏，那必定会使一个英国人很痛苦。……这一美好的国家在最专制、最任意的政府的统治下曾繁荣一时，现正濒于毁灭。”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当时，对于莫卧儿的领地，还有另外四个竞争者——法国人、迈索尔的统治者、海得拉巴的统治者和马拉塔联盟。法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遭驱逐，不得不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在实际上交出他们在印度的所有要塞（见第七章第六节）。然后，美国革命期间，英国人在印度也受到由三段主要的土著势力组成的一个联盟的挑战。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先是设法顶住，后来采取了攻势。到1800年，仅剩下英国人和马拉塔人；在以后几年中，由于马拉塔联盟内部不和，英国人逐渐占上风。到1818年，马拉塔人已被打垮，不过，英国人除了与旁遮普的锡克人的一些战斗外，与马拉塔人的某些战斗仍在继续。
英国人在这块次大陆的中心定居下来之后，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了从印度河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从喜马拉雅山脉到科摩林角的整个印度的主人。少数主要王国仍幸存下来，包括克什米尔、海得拉巴、巴罗达和特拉凡哥尔，不过，这些王国这时都是附属地，彼此隔绝，无力反对英国势力。
这时，英国人由于其权力在印度被牢固地确立，就侵占了邻近的国家。印度以前的统治者，除了一个例外，都不试图扩张到大海彼岸，因为他们缺乏海上力量。相形之下，英国人在东方海域没有对手，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印度的巨大资源作后盾。早在1819年，斯坦福德·莱佛土爵士就已占据了马来半岛的新加坡。这一占据的意义在当时得到了充分认识。“你们只须看一下地图……我们停留的地方完全地从侧翼包围了马六甲海峡，为我们开往中国的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了一条通道。新加坡在东方可以变得象马耳他在西方那样。”英国人接着转向印度东部边界的缅甸。他们同这一国家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一次在1824年，第二次在1852年，最后一次在1886年，以并吞这一国家告终。
除了这些彻底的共吞外，英国人还在印度四周建起一张由联盟和势力范围组成的防御网。英国人虽然在相继的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不同的政策，但为了要提防中亚的扩张主义的俄国，通常试图在他们的印度帝国周围建立一个保护性的缓冲地带。这一点说明了他们在1839年和1879年两次入侵阿富汗的原因。最后，英国人承认了这一国家的独立，并给予它一笔财政援助，以换取控制其外交关系的权力。同样，俄国人侵入西藏的谣言使英国人于1904年派遣一支远征队到西藏。结果，产生一个使西藏同意不承认任何外国代理人的协议。再往西，英国人为了对波斯具有首要的影响而一再与俄国人发生冲突。斗争来回转向，直到这两个竞争者达成1907年的英俄协定、同意将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为止。
1899至1905年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清楚、坦率地陈述了支持这些军事行动和外交安排的理论基础：印度就象一座要塞，以大海为其两面的巨大壕沟，以山脉为其剩余部分的围墙。但是，这些围墙往往并不具有难以超过的高度，容许人们轻易地穿过，在围墙的那边，伸展着具有不同的宽度和长度的缓斜坡。我们并不想要占据它，但我们也不能看到它为我们的敌人所占据。我们十分愿意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手中，但是，如果竞争者和敌对势力偷偷地靠近它，直接安置在我们围墙的底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干涉，因为某天也许会威胁我们的安全的一种危险会由此逐渐形成。以上是在阿拉伯半岛、波斯、阿富汗、西藏和东到暹罗那么远的地方的签个立场的秘密。一个指挥官如果仅仅给他在印度的要塞围墙配备人员而不住远处看，那就是个目光短浅的人。
可以补充说一下，当英国人在印度和周围地区定居下来时，法国人正在征服印度支那。他们迫使中国政府于1883年放弃它对印度支那的宗主权的要求。由于英国人希望在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暹罗避免了外国统治。东印度群岛仍在荷兰人的统治下，荷兰人在17世纪时从葡萄牙人那里占领了东印度群岛。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这种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的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的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下一个变化发生于1833年，那年，公司失去了它的商业垄断机，从此以后，它主要充当国王的行政机构。这时，公司的主要特权和公司存在的理由在于任命文职人员，这构成极大的、有影响的官职任命权。但是，1853年的一条法令通过为补充文职人员制定一种公开的竞争性考试，消除了这种官职任命权。于是，公司的继续存在几乎不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许多人已预测到公司的较早的垮台。毫无疑问，即使1857年的印度起义不突然地硬要英国作出决定，公司最后也会被正式取消。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相反，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1848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即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之类的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地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甚至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居民。
在镇压起义后一个月时，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来代替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印度国务大臣是内阁的一个成员，通常，其同僚们允许他有放手处理的权力。印度的最高级官员是总督，充当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为5年。总督得到一个5人行政会议的帮助；1909年以前，这5个人没有一个是印度人。在这些最高级官员之下，是征集税收、维持法律和秩序、监督司法系统的著名的印度文官。1919年以前，这一小而高贵的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剑桥的英国毕业生。印度文官及管理一个下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该机构的人员全部是印度入正是通过官僚机构下层等级中的这些印度官员，政府的权力渗入到群众当中。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职行政官员有500000人。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