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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文职行政官员有500000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0O0个英国人和13OO00个印度人组成。应该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仅建立在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幸存下来的印度王公的基础上。起义以前，英国人常常在形势合适时毫不内疚地接管一些公国。但是，起义之后，这一政策被完全改变，因此，印度从那时起仍象一条用碎料缝成的褥子：由大约550个土著之邦组成，它们和一些英属印度省混合在一起。起义之后的第一任总督坎宁勋爵于1860年阐明了政策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如果我们能保持许多没有政治权力、仅仅作为王室工具的土著之邦，那么，我们只要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就能在印度生存。”另一位总督利顿勋爵在ZO年后宣布：“从今以后，我们应使英国君主支持强大的土著贵族的希望、抱负、意见和利益。”
显然，无论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怎样真诚，他们与印度人的看法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们大多诚心诚意地试图了解和纠正一个巨大的、没有代表性的官僚政体所固有的种种弊病。但是，他们的先入之见自然是英国人的，这就阻止他们看出他们所作出的决定的全部含意和影响。例如，作为英国人，他们通常把采用英国法律看作是一种很大的恩惠，而实际上，这常常起了社会分裂的媒介物的作用。我们现在将考察英国对其印度帝国的故意的或无意的影响。
四、英国的影响
经济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特别是在美国人成为印度的主人后，他们决定性地影响了印度的经济，虽然常常是无意的。康华里勋爵以其1793年重大的固定赋额法在恒河下游区引进一种土地私有财产的形式时，情况就是如此。以往，收税人一向是国家官员，负责从指定给他们的许多村庄那里获得国家的一份收成。但这时，造些收税人转变成英国式的地主即地税包收者，而大部分村民虽然从前享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可这时却处于地主可随时令其退税的租佣人的地位。
据估计，新地主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到3O0万英镑多一点的地租，但是，他们必须将其中的十一分之十转交给英国当局，留下十一分之一归自己。这种安排的“永久”性在于要求地税包收者每年转交的地租总数在以后所有时间里依然如故。事实证明，这对新地主来说是一笔横财，因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新地主每年收集的地租在1，200万英镑至义000万英镑之间，而他们交纳给国家的依旧是原先的30O万英镑。后来的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对这种奇怪的合同背后的动机作了如下解释：
如果……要得到安全就需要反对民众的骚动或革命的话，我应该说，固定赋额法虽然就其他许多方面和其最重要的实质而言是一个失败，但至少具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优点：创造了一大批富裕的土地拥有者，他们极其关心的是继续英国的统治和完全控制人民群众。
英国人的确获得了地税包收者的忠心，但是，他们也在村庄引起一个他们完全没有预见到的革命。过去的公地安排这时在个体所有制、契约法、抵押权、扣押财物和拍卖面前让位。从前，对田赋的征收相当灵活，而这时，税额固定，赋税必须在规定的一天被交纳，否则就得拿出私有财产进行由公家主持的拍卖以偿还欠税。此外，这些奇怪的新法律由说外国语的外国官员实施，通常，这些外国官员几乎不了解当地的问题和习俗。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印度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者绝望地陷于负债的境地。印度村庄传统的、非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渐渐地然而不可抗拒地结束了。
为了履行新的与财政有关的职责，农民们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经济，致力于生产能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哩，到1880年时全长7，000哩，到1939年时全长41，00O哩。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00哩减少到6，100哩，从而便利了印度原料的出口。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小麦、棉花和黄麻分别从旁遮普、孟买和孟加拉源源地流出。
此外，运走商业性作物的同样的铁路又把廉价的、机械制造的工业产品带回给村庄。这些情况逐渐破坏了自远古以来努力从事其手艺的乡村工匠的地位。能够靠为同村人服务所得的东西过活的乡村工匠愈来愈少。正是这同样的情形早先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曾发生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工匠们能在城市中出现的新工厂里找到工作。不过，在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能吸收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的工业化。英国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关键时刻还积极地加以阻止。甚至在19世纪初叶，进入印度的英国棉织品和丝织品交纳3。5％的税，毛织品交纳2％的税，而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分别交纳10％、20％和30％的税。在1814至 1844年的30年间；输入英国的印度棉织品的件数从125万件下降到63000件，而出口印度的英国棉布从100万码不足上升到5100万码以上。不仅印度的纺纱工和织布工，而且还有制革工、熔铸工、锻工、造船水工和其他许多人，都屈服于来自英国工厂的浪潮。这无数受排挤的人能走向何处呢？他们只能转而依靠农业，从而对土地产生了可怕的超压力！土地至今仍是印度经济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同时，这一人口压力因人口的稳步增长而加强。由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 1872年的25500万上升到1921年的30500万。
社会的影响 这些经济的发展自然对印度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是一个需要辩论的问题。事实不全支持一种观点或另一种观点。无疑，英国的统治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这反映在灌溉工程的扩大、铁路网的敷设、孟加拉煤田和缅甸油田的开辟、拉尼甘杰近代钢铁厂的建立、茶叶种植园和咖啡种植园的发展以及金融机构和合股组织的增多等方面。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更大的生产率，这一生产率使印度在1914年时供养的人口比在18世纪时所可能供养的人口大得多。
但是，问题仍在于这一较大的人口是否比在英国统治前时期较小的人口更富裕。由于证据不完全，无法给予明确的回答。可以肯定的是，土地占有制方面的变化和乡村手工业的衰落带来了普遍的苦难。这不仅在农村产生人口压力和失业，而且还引起社会混乱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农民不再对村庄的一份土地拥有世袭的权利。相反，农民成为无助的佃农，为贪婪的地主即占有土地的农民干活，而后者则受他们既无法理解又不能控制的一个变动的世界市场的支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农田落人放债者和大富豪的手中。
此外，乡村经济的转变逐渐破坏了乡村制度。联合家庭由于其成员在村在外面找到工作机会、由于传统的公共精神让位于个人主义而受到削弱。种姓等级制度仍然是一种宗教的、礼仪的制度，但工，其重要性和有效性由于外部世界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冲击而减弱。同样，乡村自治委员会由于各种政府部门接管愈来愈多的乡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而衰退。无疑，所有这一切变化对印度普通村民来说，是使人非常不安、令人非常不快的。
农村的经济、社会混乱应该由新的城市中心所提供的机会来加以平衡。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导致大城市如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与工业城市如艾哈迈达巴德和贾姆谢德布尔的发展。在这些中心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它由地产和城市财产的所有人、政府官员、商人以及各种专门职业者如律师、医生和记者组成。到1914年，城市人口大约相当于印度总人口的10％。印度人民并没有由于西方的影响而境况更好，很可能境况更坏。为什么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发展不足以吸收农村大批被迫离乡背井的人。不过，应该提到，城市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代表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最后将改变印度的面貌和印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产阶级取代了已为英国征服者所驱逐的旧的统治集团，并提供了促进正在迅速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思潮的推动力；民族主义运动和新思潮正在使印度恢复生气。
文化的影响 在英国人征服印度之后的大约半个世纪里，英国人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印度。他们忙于作出行政、财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因此，他们使原有的教育制度没受到干扰，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继续由印度教或穆斯林的乡村学校提供。但是，高等学问衰落了，因为它不再受到土著王公和贵族的通常的赞助。到1811年，总督明托勋爵警告说，印度的科学和文学正在非常迅速地退化，如果政府不干预，文艺复兴也许会因为书籍和教师的缺乏而变得没有希望。两年后，政府确作出了反应：为“复兴、改善文学和鼓励有学问的当地人”而提供了每年10000英镑的补助金。
1823年以前，政府没有为履行这一立法做过什么事；1823年时，政府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来花费已积累起来的补助金。这个委员会决定它应该赞助的不是英国式的教育，而是基于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东方式的教育。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英国学者已发现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并对印度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对印度和欧洲的雅利安人的共同起源印象极深。例如，威廉·琼斯爵士赞美梵语，说它“具有奇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这两者更优美得多”。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对这一决定，因为他们希望学习英语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这些反对者中更有远见的人为了使他们的同胞可得到整个西方学问的主体，赞成西方式的教育。最杰出的是著名的孟加拉学者拉姆·莫汉·罗伊，我们不久将考察他的生涯。罗伊曾于1823年给总督会信，断言传统式的教育仅仅是“用语法上的细微之处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来装满青年人的头脑，而这些东西对学习者或社会投有什么实际用途或根本没有实际用途”。他要求实行“一种更自由主义的、更开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有用的学科”。
争论使公共教育委员会分裂成两派——“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者”和“东方文化研究者”。争论点并不完全明确，因为东方文化研究者乐于设英语课程，甚至设关于西方思想家的课程，但是，仅仅是在传统课程的范围内。僵局一直持续到1834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为止。第二年，他制订了其著名的教育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纳罗伊的观点，下结论说，“英语出梵语或阿拉伯语更值得了解。……”麦考利还说，“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试图教育全体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可以在我们和由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俗之类的改革。”
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妥协。它接受西方的现世主义和学问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壳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泛地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不知足的学生，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然后又学习英语，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住，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罗伊拒绝形式上的教条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他的著作《耶稣的箴言：和平与幸福的指南》是个人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是对传教土的答复而不是对他的同胞的召唤。罗伊还向梵社（神社）即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印度教的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组织，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罗伊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