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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中，奴隶的死亡率还要高。突击队为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忍受着使人不得安宁的昆虫叮咬的痛苦。如果他们精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他们实在走不动，就会被一刀杀死或一棍子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象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去。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约为1000万名，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有3500万到4000万人（见第九章第三节，关于对非洲的全面影响的部分）。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象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很多酒厂，为贩奴船提供酒。英国的毛织品以及后来的棉纺品也大量运往非洲。冶金工业提供了镣铐、锁、铁条和各类枪支。造船厂也忙于奴隶贸易，18世纪末，仅英国就有2O0多艘船从事这种贸易。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有些人如替塞缪尔·约翰逊作传的苏格兰著名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也为奴隶制作种种掩饰、进行辩护。他写道：“废除一种古往今来上帝已承认、许多人一直在继续的状况，不仅是对我们无数同胞的劫夺，而且是对非洲野蛮人的一种极端的残忍，因为那种状况将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从残杀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引入较为幸福的生活之中。”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07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即56艘船只、9000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年中，这些巡逻船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O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二、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为了解开这个谜，1795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去探险。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他成功地到达了尼日尔河，但是，病魔又迫使他返回海滨，未能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1805年，帕克率领一支相当大的探险队再次去尼日尔河探险，但是，他的大多数伙伴甚至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于途中。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45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5个还活着，即3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18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曾试图解开尼日尔河的秘密，直到最后，理查德·兰德沿尼日尔河而下于1830年到达该河河口处。这时，兰德证明，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所谓的“棕榈河”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对尼日尔河上游的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乃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过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赖生病后斯皮克又向前推进20英里，发现了维多利亚湖。在第二次旅行中（186O－1863年），斯皮克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然后顺这条大河而下，到达喀土穆，继而又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最初，他为去中国当懂医术的传教士进行学习，但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转向非洲，他在开普敦登陆后取道北上。1849年，利文斯敦渡过卡拉哈里河，看到了位于前方的开展传教事业的大好场所。他发现了恩加米湖；在那里他听说，前面那个国家人口稠密、水源充足，与他刚刚穿过的沙漠完全不同。1852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至1863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1871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1873年5月1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999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两年后，即1879年，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去非洲探险的时代已让位于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而不是作为领土扩张的基地而获得的邻近地区。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放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只有非洲大陆的两端，即法属阿尔及利亚和英属南非在一般状况中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外，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殖民地化已在进行。但是，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各种活动也都是随意的，并没有明确的扩张和吞并的计划。这一时代初期的欧洲政治家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例如，俾斯麦就宣称他自己‘不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并把德国殖民地比作是一位里面不穿衬衣的波兰贵族披在背心上的柔软的黑貂皮外衣。同样，在英国1865年，受命考虑西非事务的众议院一致同意，“所有进一步地扩大领土或霸占统治权即订立向土著部落提供任何保护的新条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1870年后，各种因素（见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1874年写道：“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1870年，利奥波德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在开幕辞中宣称：“今天将我们团结在此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最大程度地去占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我敢说，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