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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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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于是,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张冲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反反复复的国共谈判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张冲在二月十九、二十日两天,来见周恩来,并不断给周恩来打电话、写信,请求周恩来暂且撤回给王世杰的公函,以便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并由他从中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张冲对周恩来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答曰:“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周恩来拒绝见蒋介石,使正在寻找台阶的蒋介石失去了台阶。可是,国民参政会的开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显得十分焦急。无可奈何,二月二十五日,张冲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来,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时……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
  张冲差一点给周恩来跪下来了,还是不行。
  周恩来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摇头;周恩来不松口,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松口。
  张冲要跪下,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跪下;张冲求饶,实际上是蒋介石求饶。
  翌日,张冲又来。显然,他又奉蒋介石新的指令而来。
  果真,张冲降低了条件,说:“七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可否请正在重庆的其中的两位──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周恩来依然摇头,说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张冲又退了一步,说:“如果连董、邓都不出席会议,那么可否选毛泽东进入主席团名单?”周恩来答曰:“这岂不成了单相思!”张冲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邓两人之中,去一个人出席会议也好。”周恩来挖苦道:“国民党请客,被请者是‘奸党’,而且还要‘奸党’去捧场,岂有此理!”张冲连忙解释说:“骂你们是‘奸党’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张冲所说的中央也就是蒋介石。张冲也请周恩来转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泽东。
  周恩来答道:“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中央的。中央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希望是决不会有的。”
  即便是周恩来如此严词拒绝,蒋介石在第二天还是说:“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蒋介石派张冲“三请”周恩来,周恩来仍拒见蒋介石!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派两批特使,前去动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依然无效。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是以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来表示对皖南事变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他千方百计要拉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给王世杰打电话,探听消息,询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三月一日上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及中共的胜利: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三月六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认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毛泽东在七月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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