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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法本身看来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壳：它不久将变得完全声名狼藉。我象大多数保守党人一样，对一项包括我们在1969—1970年制定的某些目标的政策，准备至少给予一次机会。我甚至准备暂时赞同某种法定的物价和收入政策，以设法限制蛮横无理地滥用工会权力所带来的损害。但是我错了。国家干预经济并不是最终对付过份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办法：因为它很快就与这些利益集团勾结起来。
星期一一般不召开内阁会议，因此，我事先在1972年3月20日星期一这一天安排了长期以来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学方面的约会。为此，我未参加那天讨论预算和新的工业白皮书的内阁会议。内阁的两项讨论都发出了改变战略的信号，二者相辅相成。预算执行的是高度通货再膨胀的政策，包括大大削减所得税和购买税，提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津贴以及对工业给以额外的投资鼓励。很多人谣传说托尼·巴伯和财政部对预算不满意，是特德将预算强加于他们的。预算讲话把这些措施说成是为了帮助英国迎接加入欧共体后所面临的挑战。这一事实多少确认了上述谣传。它公开计划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争辩说，在存在大量失业和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提高需求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升高。货币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强调了它的“灵活性”；没有为货币量的增长提出数量目标。
3月22日星期三，约翰·戴维斯发表了关于《工业和地区发展》的白皮书，该白皮书是1972年《工业法》的基础。在我们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看来，这是比预算更明显的180度大转弯。基思和我，也许内阁中还有其他人，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有些不满意见在报刊上透露出来了。据我回想，内阁对白皮书事先没有讨论：它通过预算报告向下议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拟阶段一向按照预算措施的保密要求处于保密状态。从这时开始我感觉到，工党座位上的敌视情绪已经变成蔑视。我当时不在下院，但我读到《泰晤士报》对约翰·戴维斯关于工业法案发言的综合反应的报导：
跛足鸭中没有比贸易工业大臣戴维斯先生看来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在下院听到的可能是最为出色的讲话开始对工业法案二读的辩论。最后，工党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党议员的几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对党所能说的话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于预工业和援助各地区问题上的转向是多么彻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读了这些东西后感到不自在的保守党党员。我应该辞职吗？也许是应该辞职。但是，我们这些不喜欢当前事态的人们还没有对形势作出分析，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替代方针。实在他讲，我的辞职也不会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够高，因此我的辞职只不过是最小的“局部困难”。我有更多的理由赞扬像约克·布鲁斯—格丹、约翰·比芬、尼克·里德利，当然还有伊诺克·鲍威尔这些人，他们在下议院的发言中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揭露了这些愚蠢的做法。
在1972年3月以来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后执行的很不同的方针之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名叫作阿兰。沃尔特斯的有才华的但鲜为人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辞去了中央政策审议部的工作，然后不仅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方针而且还正确地预言了将来的发展前景。
我们1970年所采取的方针还要蒙受一次打击：它不久就发生了。这就是劳资关系法实际上的灭亡。从来没有人设想过该法会造成个别工会会员进监狱。当然，如果捣乱分子一定要殉难的话，没有法律条文能够防止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雇主和码头工人之间一个长期的关于“集装箱化”的纠纷就提供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1972年3月，全国劳资关系法庭因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违抗准许船只进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对核工会罚款5千英镑。次日，由于工会蔑视法庭命令，在码头上采取了次级纠察行动，该工会被罚款5万英镑。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坚持认为，它不能对它的车间代表的行动负责，但全国劳资关系法庭于5月裁决否决了这种看法。然后，突然间，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些判决，并裁定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没有责任。因此，那些车间代表个人要对发生的事负责。这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因为它开创了工会会员进监狱的可能性。在下个月，3名参加抵制行动的码头工人由于拒不到全国劳资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胁。此刻有3万5千名工会会员开始了罢工。最后，代诉人请求上诉法庭阻止对工人进行逮捕。然后在7月份，另外5名码头工人由于蔑视罪而被监禁。
左派是冷酷无情的。在议会里，议员们对特德群起而攻之。同情罢工扩展开来了。造成全国性报纸关闭5天。英国职工大会号召进行一天的总罢工。然而，7月26日，上议院推翻了上诉法庭的决定，并确认工会应对其会员的行为负责。因此，全国劳资关系法庭释放了这5名码头工人。
这大体上就是劳资关系法的结束，尽管并不是码头上的风潮的结束。随后发生了一次全国码头工人罢工，并宣布了另外一次紧急状态。这次罢工到8月才结束，而且满足了码头工人的大多数条件。在9月份，英国职工大会的年会又雪上加霜，开除了拒绝按照职工大会的指示撤销其按照劳资关系法注册的32个小工会。由于我同党一样对劳资关系法抱有满腔热情，我对这种情况感到震惊。
第五节 走的太远的180度大转弯
1972年夏天，继通货再膨胀和对工业进行干预之后，新经济方针的第三方面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这就是企图通过与工业联合会和英国职工大会进行‘三方’谈判，就物价和收入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尽管没有明确的工资政策，但自1970年秋天我们制定了工资增长不超过1％的政策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规范”的世界中。我们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现行工资谈判中提出的增资“幅度”。矿工问题的解决办法引人注目地破坏了这项政策。但特德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进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后退。从1972年夏天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制定更加复杂的物价和收入政策，而且决策的中心越来越离开了内阁和议会。因此，我只能部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内阁仅仅能从特德那里听到实际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么政策，而大臣们日益陷入多变的、复杂的工资谈判的细节中。政府一方面对工资的细节的关心达到执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后达成的交易上又表现得无能为力。事实上，最重要的结果是使大臣们分散了精力，忽视了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当我们应该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现的威胁时，却被无关紧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从7月初至10月底，政府与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工业联合会进行了三方谈判。在这期间政府在用压低工资要求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它却使我们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国工业联合会提出争取英国最大的200家公司“自愿”限制价格，将下一年的价格增长限制在5％之内。作为交换条件，我们着手将国有化工业的价格增长控制在同样水平，其代价是高昂的，这是自寻失败的政策，意味着这些国有化企业继续赔本。而英国职工大会利用在三方会谈中赋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经济政策。与我们当选时承诺的政策完全相反，它们要求采取行动降低公房租金（这将破坏我们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场水平的住房财务法案）。它们要求控制利润、红利和价格，目的是从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还要求废除劳资关系法。对英国职工大会9月份举行的年会提出的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当认真对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但不会带来其他工人工资也相应提高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全盘地走到了社会主义阵地上来，即低收入——无论怎样定义——是一个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的作用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政府建议下一年工资的增长限于每周2英镑，同时工业联合会同意在同期内价格增长最多不超过4％，并同意延长政府的5％经济增长“目标”的期限。
无论如何这是不够的。英国职工大会不愿意——也许不能够——限制工资增长，10月底，我们在内阁中对从这时起进一步走向法定政策的论点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持这种论点的人主张从冻结工资人手。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异乎寻常的，就我的回忆来说，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内阁中没有任何人由于这恰恰是我们在1970年大选的宣言中拒绝考虑的政策而提出过反对意见。然而，没有人可以指责特德不愿多走一步。他只是极不情愿地承认英国职工大会是无法说服的。因此，1972年11月3日星期五，内阁作出了实行法定工资、物价政策的重大决定，并以冻结物价和收入90天为开始来实行这一政策。特德的话最为真实无误了，他作总结时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多事之秋。
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内阁也进行了改组。莫里斯·麦克米伦——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儿子——已从1972年7月开始从罗伯特·卡尔手中接过了就业部。后者在内政部代替了雷吉·莫德林的职务。现在特德提拔他的年轻追随者了。他派彼得·沃克去代替约翰，戴维斯在贸易和工业部的位置。并提拔吉姆·普赖尔为下院领袖。杰弗里·豪，一个天生的经济自由派，进入了内阁，得到了管理物价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传说还曾考虑派我担任这个职务，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只能感谢没有派我干这个差事。
越来越多的后座议员认为，新政策是一个走得大远的180度大转弯。当伊诺克·鲍威尔在下院问首相是否发疯了时，在公开场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许多人私下里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坚决反对我们政策的人，像尼克·里德利、约克·布鲁斯一格尔丹和约翰·比芬等被选为重要的后座委员会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爱德华·杜坎，党内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成为保守党后座议员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
由于第一阶段冻结结束了，我们设计了第二阶段。这就是将工资和物价冻结延长到1973年4月底；1973年5月以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工人可企望每周提高一英镑的工资，但不超过4％，总共全年工资提高不超过250英镑——这是为照顾低收入者而设计的方案。为实施这项政策成立了一个工资委员会和一个物价委员会。
我们的后座批评家们比大多数评论员更有见地。这些评论者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工会的不负责任行为的明智和务实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里，似乎这些评论贝们是正确的。3月底，煤气工人对此政策的挑战被击败。矿工，正如在他们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资以后我们所希望和期望的，4月5日投票拒绝了一次罢工（违反他们的执委会的建议）。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急剧下降。失业人数是1970年以来最低的。一般说来，政府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体主义的新帽子，比他戴着用塞尔斯登乔装起来的帽子时明显地高兴多了。
我们的思想感情应当是很不同的，1972年3月的通货再膨胀预算，以及它所代表着的放松银根的财务政策的影响，如今已经很明显了。财政部至少已为大大超过5％经济增长率开始优虑，显然这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货币供应量，如以货币供应量之三（M2）（广义货币）来计量，增长得太快——尽管政府主张的货币供应量之一（M1）（较狭义货币）增长的不那么快。1973年3月的预算对冷却过热的经济毫无作用，而且由于需要降低物价和其他费用以便支持“反通货膨胀政策”而变得极为不正常。人们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价与收入政策称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在5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开支。但这太少了，也太晚了。尽管1973年上半年通货膨胀已有上升，最低借贷利率仍不断下降并实行了一种临时性的抵押贷款补贴。首相也发出命令，作好对抵押贷款利率进行法定控制的准备，如果在补贴取消后建筑协会还不能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的话。这些异想天开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使我们没有感到需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货币供应松驰的问题。只是到了7月时，最低借贷利率才提高，先是从7。5％提高到9％，然后提高到11。5％。在1973年6月的民意测验中，我们竟然自1970年以来第一次领先于工党，但在7月的补选中自由党从我们手中夺去了埃里和里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