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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特德讲话的样子可看出，后者是他主张的办法。我们对这几种可能性轮番地进行了辩论。
我的直觉是，在下院占有最多席位的党，有理由期待被要求设法组织政府。但特德争辩说，由于保守党获得的选票最多人他有责任寻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因此他提出给自由党领袖杰瑞米·索普在联合政府中安排一个位置，并许诺请议长召集会议讨论选举改革间题。索普回去与他的党商量。虽然我愿意留任教育大臣，但我不愿意在保守党永远不再能形成一个多数政府的情况下留任。而这正是自由党人要求实行的比例代表制可能造成的形势。我也意识到，这种交易也会使我们看起来可笑。英国人最讨厌的是表现不好的失败者。我们下台的时间到了。
当我们在星期一再一次开会时，特德详细地告诉了我们他与自由党讨论的情况。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按照杰瑞米·索普的要求行事。我们还在等待着他的正式答复。但现在特德似乎肯定要提出辞呈。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是在那天下午4点45分召开的。这时杰瑞米·索普的答复已收到。从特德的讲话中使人感觉到，他的意见已经转向组成一个所有各党参加的国民政府的想法，这种想法日益吸引着他。当然，这种想法根本没有吸引我。无论如何，自由党人不想与我们组成联合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悲伤地离开了唐宁街，但却有些解脱的感觉。我很少想到将来。但我心中知道，不仅是更换政府的时刻到了，保守党变革的时刻也到了。
第八章 抓住机遇 敢领风骚
第一节 9。5％的解决方案
从执政沦为在野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德·希思领导下的保守党人这时感到尤为困惑。首先，当然，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期望获胜。不管我们政府的经济战略有什么缺点，每个部门都为将来的发展制订了很好的政策规划。我们变成了在野党，这个严酷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一切。其次，特德本人拼命想要继续担任首相。他已经被无礼地赶出了唐宁街10号。由于无家可归，他只好求助于他的老朋友和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在他家里暂住了几个月。这件事使我在数年以后下定决心，当我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房子。特德强烈希望重新担任首相，其背景是有人大谈联合政府和国民团结政府，这些谈论使党不得安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了特德的真正的信念。事实上，保守党离特德本人的想法越远，他就越想由联合政府来制服保守党。第三，也许是最糟的，我们的180度大转弯遗留下来的毒害使我们没有坚定的原则了，更没有了我们可以引以为据的成绩。而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论据就是一切。
就我来说，我很高兴，特德没有让我管我过去管的教育部而是把环境部的职位给了我。在60年代我们上次在野时我就懂得了，要攻击将在本部门处于某种酝酿阶段的方案是有困难的。再者，我自己在这次大选中感受到，地方税和住房问题，特别是后者，造成了我们的失败。在这两方面构想和提出健全的得人心的政策的任务，对我有吸引力。
对特德的职位有些风言风语，但也不过谈谈而已。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期待尽早举行一次大选，以便让工党得到有效进行工作的多数，而现在更换党的领袖似乎并不明智。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特德仍然可以在他的很多同僚中制造神经紧张甚至恐惧的气氛。从某些意义上说，甚至那些180度大转弯也有助于在他的周围营造出光环。他单枪匹马地，在几乎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改变了保守党的政策，并且走得很远。他还和他的助手们一道进一步改造了保守党。奇怪的是，那些支持特德方针的人和那些与他的思想很不一致的人，如基思和我，以及许多后座议员们，都一致认为，工党当前推行的花钱买选票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崩溃。那样做的政治后果会是怎样无法确定。但是保守党内有不少一厢情愿的空想家，他们认为那样也许会使保守党拿着“医生的授权”重新掌权，那时特德也就无疑有了自己的医生证书。
然而，特德没有对党内批评他的人作出让步，他本应作出让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会有效地防止出现将来对他的职位的威胁。他本来可至少表示愿意承认政府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他本可邀请有才干的批评他的后座议员作他的影子内阁发言人，并帮助从新考虑政策。他本来可以改变影子内阁的总体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议会方面的意见。
但是，这些事他一件也没有做，他让罗怕特，卡尔接替了托尼·巴伯，后者宣布打算离开下议院，但暂时留在影子内阁中，不担任职务。罗伯特·卡尔更热衷于干预主义的方针，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那一年，他把诸如迈克尔·赫塞尔廷和保罗·山农这些被看作是他的助手的议员们提拔到影子内阁，而这些人并不代表当时后座议员的意见。只有约翰·戴维斯和乔·高德伯未被录用，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总之，他坚决反对任何意味着他的政府的经济和工业政策曾有严重失误的政策再思考，基思·约瑟夫没有被任命为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这时他说他不想担任职务而想集中力量研究新政策——这件事对特德将是危险的，但同时对党是有重要意义的。否则，当选民们明确表明需要新的政策时，这些政策就成了让人扫兴的“还是同样的东西”的信号。除此之外，颇为重要的影子大臣指导委员会更是按照特德的形象组成的。我在当时未被邀请参加该委员会，其成员中只有基思、也许还有杰弗里·豪可能对特德的意向持反对态度。
由于人们都预料年底以前举行另一次大选——大家都愿意在10月举行——保守党开始几乎狂热地寻找有吸引力的政策以便写入我们下一个竞选宣言中去。这些政策要符合两个标准：它们必须是新鲜的，而且又不能令人怀疑不久前保守党政府政策的内在正确性。我补充第三点：就我所负责的领域而言，新政策还要公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为了满足这些标准，我们需要绞尽脑汁。
在1974年2—10月份举行各种选举期间，我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住房和地方税的工作方面。我有一个由议员组成的有效的住房政策小组与我一起工作，休·罗西是我的一个朋友和邻座议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住房专家，他有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迈克尔·莱斯姆和约翰·斯但利精通建筑业。新当选的奈杰尔·劳森才华出众，总有自己的见解。我们也得到建筑协会和建筑业方面的人士的帮助。我很高兴能领导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小组。
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当然是降低抵押贷款利率。技术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无限地付补贴。当然，纯粹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人为地控制购房的借款利率，将肯定事与愿违。而在这件事情上纯粹主义者是对的，正如他们经常是对的一样、如果我们过去是推行一种负责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会有房地产价格的大涨大落，而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也不会抬高抵押贷款利率了。稳定货币和提供足够的开发土地的政策，是确保有序住房市场的正确方法。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推行这种政策。工党已经发起了反对房地产开发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使抵押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于市场确定的水平，或更确切他说，建筑协会确定的水平，在短期内具有政治意义。执政期间，我们曾经实施过抵押贷款补贴的办法，甚至讨论过掌握控制抵押贷款利率的权力。工党政府很快拿出了由哈罗德·利弗制定的方案，为建筑协会提供大量低息短期贷款。我们的任务则是制订出更加有吸引力的政策。
除了注意制定政治上有吸引力的政策之外，我有理由坚信在抵押贷款利率问题上需要采取行动，我们为帮助人们购房而制定的其他措施也应付诸行动。我一贯信奉拥有财产的民主和使更多的人拥有住房。在这一点上我也深切地感到中产阶级是多么痛苦。由于我们和工党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盈利率使得人民的储蓄贬值。除此之外，1974年房产的价值下跌。股票市场也是一样：《金融时报》普通股指数跌至146点，是20年来最低点。工会权力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正在上升。税收的提高加重了商业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照顾一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可能是正确的，国家的未来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而且，帮助人们以抵押贷款买房子——无论是以抵押贷款利率补贴或定金补助，或者仅仅是以减免抵押贷款利息税的方式——比建筑公房或收买私人房屋归市所有更加省钱。我经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每所市属公房，现在每年平均需要缴纳约900英镑作为税收和地方税补贴（包括很老的、市属公房），而减兔普通抵押贷款税，如果把这视为补贴的话，平均每年约为280英镑。”
我的住房政策小组每星期一定期开会。住房问题专家和建筑协会的代表们各抒已见。我经常向影子内阁作汇报。在他们没有对经济政策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对任何其他问题有很多建设性看法的情况下，他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负责的领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决心把我们关于住房，可能还有关于地方税的建议，作为我们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举行的下次大选活动的中心内容。例如，在5月3日星期五，我们影子内阁全天讨论了宣言的政策问题。我汇报了住房问题，并被授权成立一个地方税政策小组。但是，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一番重要意义。会上，基思·约瑟夫就用新义的“货币主义”方针应付通货膨胀问题作了长时间的徒劳无用的发言。
地方税问题的难度超过了住房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由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小组帮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术资料。另外，地方税的改革，且不说取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当局各部门的工作特别是教育部门，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依靠专家们的意见——市财政局的官员证明是最好的情况来源，他们随时提出技术性意见。但是，我的时间很紧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严密注视下工作的。他们希望我拿出一个激进的、得人心的和有说服力的东西。我的任务绝非轻而易举。
话说到这里，我想我可以说很好地懂得了当时的政治已经到了怎样的紧要关头。例如，5月21日星期二，我遇到了350名来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议者，每个村、镇都有一名代表，他们对地方税上涨30％至100％极为愤怒。几种因素使得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突出出来：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个单身寡妇与家里有3个已经工作的成年儿子家庭，缴纳相同数量的税款；我们于1973年进行的地方税重估导致了无节制的地方税上升八最近，工党的地方税补助解决办法对郡县地区特别苛刻。简言之，像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地方税问题上也存在着中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导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决心这样做。
住房政策小组已经举行了7次会议，6月10日地方税小组开始工作，住房小组的建议也在顺利地拟定着，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们作出取消地方税的坚定许诺。但是，在弄清楚用甚么来代替地方税之前，我实在不愿意做出这种保证。无论如何，如果秋天举行大选的话，如今除了找一条可以持续执行的路线写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时，在1974年整个夏天，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住房政策，我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是无意的。我向影子内阁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组的中期报告出现在6月24日星期一《泰晤士报》的头版上。在前一个星期五，影子内阁整个上午都用来讨论宣言的第囚稿，到这时，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内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筑协会为购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综合税率，这样把抵押贷款率压低到某种水平，换句话说，以减税的形式进行补贴。第一次购房者的定金存款将得到一笔补助金。但还是没有规定具体数字。将对建筑协会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调查，这种想法是效仿对教师培训进行的詹姆斯调查的做法。我希望这种做法能为抵押贷款高利率问题找到长期解决的方案，同时又不使我们无限期地付出补贴。
最后一点是关于住户购买他们住的市政公房的权利问题，在我们提出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