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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我获得了美国人所说的“势头”。我已经估计到，第一轮投过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于一种策略，先把特德赶下台，再提出一个更可接受的，但观点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实是，我得到的支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许是人们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个把保守党搞得不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从领导地位拉了下来。也许我的相当多的同僚们确实认为，保守党要前进就应该采取基思和我所倡导的彻底重新考虑党的政策和方针。也许人们认为当特德看来似乎不可能被击败时他们未能向他挑战，如果现在插进来捞取被特德丢失的好处，未免“有点越位”。也许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蔼可亲的本性，面对新的好斗的、采取攻势的左翼工党政府，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够重新考虑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适当人选。
当然了，威斯敏斯特内外的许多保守党人现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结束整个过程。首轮投票时对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成了帮助我成为领先的候选人的因素。《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基层意见的晴雨表，现在决定性地偏向我这边。2月6日星期四英一美关系议会小组在兰开斯特大厦举办晚餐会，我和威利在晚餐会上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处于领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很小心。已经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人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的形象。所以，在乔治·加德纳的建议下，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支持欧洲的声明。我还继续看望一些议员，有时与他们用便条进行交流，就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2月8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开的保守党青年大会。台上一名妇女身穿黑色丧服，面色阴沉。我很关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是的，我在为希思先生哀悼。”在场的还有几个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亲吻。我说：“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过他多次，他也吻过我多次，我想，对他来说，吻我不是那么困难。”威利回答说：“我常常吻她。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在伊斯特本一个旅馆外面的人行路上亲吻过。”大家兴致很高，气氛轻松了起来。
我利用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情绪激昂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说：
你可以纠正经济政策，但这个社会仍然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那种社会。我相信，我们应该以功过而不是以出身来衡量人。我相信愿意做最艰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最丰厚的报偿，并在纳税之后拥有那些报偿。我们应该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脱责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劳让你自己的家庭受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扬的。
保守党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些话了，这些话受到了欢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顾问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后的形势。我们总的方针是把精力集中于选举上，即276名保守党议员，并指出我已经差不多争取到了他们中的多数，支持我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而我的4个竞争对手正在为争取第二把手的位于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与其他竞选者的辩论就没什么好处了。当我决定不同他们在《全景》节目中露面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他们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这只能突出我作为领先者的地位。
然后，星期二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我还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间里等待。还是艾雷进来将消息告诉我。但这次他的情绪发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着说：“现在你是反对党的领袖了。”我得146票，威利得到79票，其他人的票数微不足道。
我连忙在日记本的背面记下几点想法，因为现在我就要作为反对党领袖去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了。我写下的第一条是特德的名字，称赞他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要赶快下楼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旁的委员会大会议室，新闻记者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向他们说：“现在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和爱德华·希思等一串名字后面加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他们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伟大之处也各有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按惯例去访问保守党中央总部。走进总部时，我不禁想起那里的一些人曾怎样拼命阻止我成为领袖。我和站成一排的党的工作人员握手，停下来吻了保守党政治中心主任拉塞尔·路易斯，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希望我获胜的。我认为那天晚上，在客气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焦虑。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报宿仇，但我确信，变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尔·谢尔顿的家里参加朋友们的庆祝活动。丹尼斯在那里。我曾想要打电话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让新闻协会抢了先。马克是在工作时知道的，他那时是见习会计师。至于卡罗尔，她在那天下午参加初级律师考试之前不能打扰她。
我和议会督导员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过晚饭，很晚才口来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觉得，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与原来一样了。
保守党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撒切尔夫人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人们将拭目以待，但在当前阶段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撒切尔夫人是个善战的斗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对成功给以大量报偿的道德观。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气起家。她没有任何继承的遗产或特权。所以她不必对保守党在20世纪所特有的、对财富的负疚感，不必为这一致命缺点感到痛苦。这一点经常意味着保守党认为自己在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处于道义上的劣势。这是英国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原因。撒切尔夫人能够提供的应当是保守党在抨击社会主义时所缺乏的道义感。如果她能这么做，她的就任将标志着英国党派政治辩论的整个特征的巨变。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巨大。
第九章 组织影阁 崎岖征程
第一节 组建影子内阁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组织影子内阁。我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会晤了议会督导员汉弗莱·阿特金斯，还在那里品尝了由他夫人马吉准备的一顿美餐。当然，汉弗莱·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领袖职务角逐中身居此职的他确实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爱可塑之人，作为议会督导员，他见多识广，要委以高级政治任命，这种特质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诉汉弗莱，虽然我自感对有些人如基思·约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种人情债，但我并不想全部撤换原班人马。经过与特德的苦斗，要维持党的团结就必须让它有足够的连续性。
然而，我俩谈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所有其他安排都取决于特德。在竞选领袖期间，我曾公开承诺要给他机会，如果他想在我领导下供职的话，就可以在影阁三大要职中选择一个，或是一个无任所的职务。其实，我内心希望他根本不领这番美意。我们谁也不知道他那受伤的感觉会持续多久，但已很难想像特德会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后尘，成为其继任者班底中忠实而出色的一员。反正各种报纸都已经在说特德无意供职，但是我必须亲自探知。我曾打算当晚就去看他，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由汉弗莱先出马更好些。汉弗莱试探了特德的意见，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关其意向的猜测准确无误，便报告给我。可我已经说过提供职位的事，于是第二天上午我还是乘车前往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住宅亲提此事。
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特森引我走进楼下面对花园的书房。特德正坐在书桌旁。他没有起身，而我没等让座就坐了下来。无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对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影阁，但没有提具体职务。他说不，他要当后座议员继续干下去。谈话实际上就此结束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意拖长会见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种羞辱。可我同样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过记者人群，离开威尔顿街的话，那么午间新闻就会充斥着关于我俩关系冷淡和分歧的故事。况且，我的咖啡还没有喝完，于是我略微扯开了话题，问起他如何看待工党许诺的就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尤其是他是否愿意率领保守党搞这次活动。他还是说不。至此我已经为团结特德和确保这次会面的终止不至于过于突然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我离开特德的书房时，时间才只过了5分钟左右。于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样知道不利宣传的可能）和我为了拖延时间又闲聊了15分钟，此后我才离开这所房子。出于对特德个人自信的尊重——我是这样想的，对这夭的谈话情况我甚至没有告诉正负责组建我的办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后来公开此事只是为了澄清有关记载。我回到下院告诉了汉弗莱·阿特金斯，特德确实不想加入影阁。
接着，曾在领袖竞选期间任党的代理领袖的罗伯特·卡尔希望见我。当然，他一向是亲近特德的，并被认为是代表党内的总体主义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对在我手下供职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说，唯一愿意接受的职务是影阁外交大臣。我说我不能下这样的保证。理由之一是我不愿在充分考虑整个班底的构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脚；我还没有肯定影阁中是否确实会有罗伯特·卡尔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怀特洛。他的声望已在领袖选举中展示出来。他极富经验，有他在，就能使许多后座议员确信，当今的主流是渐进而不是革命。我们或许都感到彼此能够成为牢固的、优劣互补的政治伙伴。虽然我当时还不能给他提供具体的职位，等我后来请威利担任党的副领袖时，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诚还不仅表现在这件事上，他从一开始就是忠诚的。在我走进大厅听哈罗德，威尔逊发表一项声明时，有人发出大男子主义的叫嚷：“亲一个，马吉（玛格丽特的呢称）！”凡此种种。我坐在了前排威利与罗伯特·卡尔之间，吉姆·普赖尔、杰弗里·豪和约翰·佩顿另一位失败的领袖竞选人——也都在场，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机敏中含刺的祝贺，而我的答辞却少有睿智，哈罗德·威尔逊当时依然处于议会中无人可比的最佳状态。我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思付着，作为一个经历了动荡而且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在这个喧嚣、纷杂的男人世界中奋力争取主导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来将是困难重重。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当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阁会议。会场有一种略欠真实的气氛，因为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会再受任命了。昆廷·黑尔沙姆代表影阁向我表示祝贺并保证效忠与合作。我感觉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我说威利已经同意担任副领袖，而特德已拒绝我提供的影阁职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领袖一职，并期待着以此身份供职。这些礼节标志着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个人之间实现了一种不解除武装的休战。
次日晚上，我作为领袖头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我与这个人数更为众多的议会党团之间的关系比同影阁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爱德华·杜坎送我一张没有签名的情人节贺卡（提前一天）。后来我把它与汇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节贺卡和玫瑰花摆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员会讲话，最重要的是领袖的情绪和举止，而不是讲稿的内容。然而这次大家似乎同样喜欢我讲话的内容——那就是，要让保守党的政策明确区别于社会主义者，回归传统的独立、自助价值观，并对所谓左翼势力增长已不可逆转的假想提出挑战。在一片掌声、拍案声和保守党议会党团表示赞许时所用的粗声怪调中，我坐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时间全部用于会见记者和商量有关我的办公室安排事宜，还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