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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姆伞保喾矗颐侵皇恰澳鼻罂匆桓霰３至院徒薪ㄉ栊愿母锏氖贝保�1979年修改稿的提法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承诺“使工会运动的权利与义务保持良好的平衡”。此外，我们向那种认为法律在这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观点进行了直接挑战：“工党声称，不能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善英国的劳资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法律能够用于授予特权，它也能够而且应该用于规定义务。”
我不喜欢吉姆·普赖尔1978年春天建议写入宣言的有关工会一般作用的段落的语气和思维混乱，但是我更强烈反对吉姆关于“封闭式工厂”的建议。他虽然要我们谈，我们“原则上反对封闭式工厂”，但又主张接着说，“经验表明，一些企业的资方和工会都认为它是便于劳资双方进行协商的一种方便的方法。”在同一句话里既要“原则”，又要“方便”，两者形成的明显反差特别引起我的反感。当然，对于一些强有力集团来说，要想压制自由是很“方便”的，但我们多数人认为，讲“原则”就必须保卫自由。吉姆还要求我们承诺规定“封闭式工厂”的实施准则。如果不遵守这些准则，“结果可能会（像目前这样）使工人失去生活保障而得不到雇主或工会的补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通过立法来保卫他们的权利。”
即使在1978年，我也已经感觉到我们可以写得比这更好些。我曾坚持，如果有人被拒绝加入工会或被开除出工会，他必须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但到了1——979年，我们明显地前进了一大步，抛弃了“封闭式工厂”虽令人讨厌却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明确作出了要修改法律的承诺。现有雇员以及“具有个人信念的人”（这个名称有些含糊其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避免）“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他们如因实行‘封闭式工厂，而失去工作，必须有权得到足够的赔偿”。宣言还允诺对平版及套色印刷工人工会实行强制吸收会员的做法进行调查。此外，我们还明确表示，该实施准则将具有法律效力。
但主要的实质性修改是关于设置纠察线问题。1978年，我曾接受吉姆·普赖尔希望的内容，文字不多：“与各方磋商后，我们必能找到可以接受的管理纠察行为的方式。全国矿工工会1974年2月安排的严格办法可为此提供一个合理基础。”
这里甚至没有提到实施准则，更没有提到制定法律。现在回过头来看，让选民们直接回想起前届保守党政府被矿工罢工搞垮的经过，也是特别不明智的。值得庆幸的是，“不满的冬天”的可怕情景已说明这种软弱无力的态度完全不符合当前现实状况和人民的期待。我们现在的宣言保证要使同情性次级纠察行动成为非法，并重新审查工会的豁免权问题。此外，宣言明确建议，如有必要，我们将进一步采取立法步骤：“我们还将进一步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公民就业和合法经营不受威胁和阻挠的权利得到保障。”
在1978年稿和1979年稿之间，我们加进了另外两条新的规定：一条是允诺“谋求在一些重要部门达成不罢工协议”（这一条未能实现）；另一条是“保证要使支持会员罢工的工会承担一定经济责任”（这一条后来我们付之实施）。以上内容，加上关于减轻“封闭式工厂”影响的有限建议，关于资助会员通过邮政参加工会投票的同样温和的建议，以及其他重要问题，构成我们的一整套工会改革。我对此非常满意：的确，它将最终证明，我不仅对它的切实可行性，而且对它的受欢迎程度，远比我的有些同事更有信心。
与我在工会问题立场上取得的胜利相比，我在收入政策上至多只打了个平局。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像往常那样信赖杰弗里·豪，因为所谓的“论坛”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1978年的时候我曾竭力主张，我们应该更明确地表明要与工党的收入政策分道扬镳，我们不应说（如宣言建议的那样），“回到弹性收入需要时间，但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而应将最后一句改为“但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开始”。可是我甚至连这一小点也没有取得成功。
实际上，1979年宣言中虽未明言，但已比较明显地暗示到“论坛”，甚至提到了德国模式。但是对这一点我可以容忍。较有实际意义的是，宣言以强烈措辞允诺不在私育部门执行收入政策：“私营部门的工资谈判应由有关公司和工人去处理。归根到底，谁也不应该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不受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的约束。”
这就产生了公营部门如何执行收入政策这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首相曾在19——79年1月提议成立一个将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收入状况“进行比较”的新机构，结果成立了一个由休·克菜格教授领导的委员会，负责收集证据并提出建议，政府当然要承担履行委员会建议的义务——在大选以后。竞选运动开始后，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要对此表态。实际上，问题的实质是工党收买公营部门的工会，我们是否同意替它付账（数目不明）。
我们关于公营部门的工资政策始终基于严格执行现金限额方针。杰弗里·豪和我尽最大努力坚持这一条，但同事们和党向我们施加强大压力，他们坦率地表示担心失去至关重要的选票。因此，我们最后作了让步，保证执行克莱格教授的建议。这是代价昂贵但又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但是总的说来，宣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我都很满意。它的思路清楚，前后协调一致，只在少数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它经受住了最重要的考验，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竞选阶段，我们都不必对它进行修改或从它的立场上后退。
作为保守党领袖，我一共经历了3次大选，每次的情况都不二样。1983年竞选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1987年竞选当然是感情上最令人担扰的一次；但1979年这一次大选，无论对我还是对保守党，都最具挑战性。如果我们失败，或者即使只是未能赢得绝对多数，我就不会再有另一次机会，对这一点我从来不抱幻想。我接受这一事实，甚至准备公开把它讲出来。我毫不怀凝，这次大选也是保守党和英国的分水岭。
我和有些保守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如果工党赢得绝对多数，工党左翼只不过是暂时保持温顺。左翼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准备等待时机达此目的。我对“中派”的决心或能力毫无信心。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看法，“中派、的政治立场已稳步左转；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那些为自己是”温和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义勇气（坚持正义的勇气）。这些人一再调整立场，准备妥协，结果造成社会主义继续通过我国各种机构向前推进。我认为这种推进已多少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现在有那么多人和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靠国家在公营部门就业，获得社会保险抚恤金，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一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已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水准造成几乎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而且，当最终出现这种情况时，下一个牺性品就是政治自由——如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持有不同观点仍有权在国家学校教书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自由。而且，国外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却正在帮助削弱那些希望在国内反对集体主义的人的士气。
1979年竞选运动还在其他几方面与过去不同。这是保守党第一次如此明确地为自己的主题而奋斗，这个主题就是：“现在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这个观点包含这样一个意思：英国自1974年以来一直在退却；不管1970—1974年的保守党政府如何勇敢地出击，它本身也是退却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大胆说明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采取行动加以纠正。但我很快认识到，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总部却总的说来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言”，这实际上意味着避开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避免攻击工会权力。他们相信，工党已经名声扫地，必将在大选中败北。我除作了一些让步外，仍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这导致产生了紧张局面。
它还导致了政府和反对党两个角色的奇怪换位。竞选一开始，工党就没有怎么考虑自己的竞选宣言，只是为拉选票作了一些承诺——如领养老金者免领电视许可证等，另外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有限的辩解。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保守党的政策——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那慈祥大叔的和蔼形象，领导了一场极为有效但却完全消极的竞选运动。他们的运动是从3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每天向新闻媒体提供骇人听闻的故事——从加倍征收增值税到大量削减国家保健服务。他们说，如果保守党当选，就会发生这些情况。第二，对我们的承诺特别是关于降低所得税的保证的可信性散布怀疑。第三，竭力把我描绘成一个危险的右翼理论家，不适宜承担首相这样高要求的复杂任务。工党的战略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进攻进行还击。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阵地？我们只是部分地摆脱了这种困境。
第二节 组织竞选运动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举行大选，因此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租用了一辆大轿车，把它布置成活动办公室，我们就在这间活动办公室里从一个竞选地点跑到另一个竞选地点。活动办公室的总管是戴维·沃尔夫森。他是替代约翰·斯坦利担当这个工作的（我们出师第一天，约翰在布里斯托尔走下阶梯时滑倒，造成椎间盘突出，立刻被送往医院；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就一直呆在医院里）。德里克·豪在“战斗大轿车”里担任我的新闻秘书，戴维·博迪则是第二新闻秘书——他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坐第二辆大轿车。罗杰·博登负责提醒我们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到了那里该做什么——这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我的老朋友、保守党副主席珍妮特·扬夫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负责与保守党主席办公室保持联系。迈克尔·多布斯担任流动图书馆馆员，随身携带大量事实与数据资料，以备我在小城镇停留时回答问题之用（他后来写了一本讲述可怕的政治欺诈故事的书）。哈维·托马斯打前站，为我安排讲话，组织群众集会。另外还有3位长时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的秘书——特萨·贾丁、佩特森、卡罗琳·斯蒂芬斯和萨莉·詹姆斯，她们在乡间道路上转弯和颠簸的轿车上用打字机打出我的讲话稿，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信息处理机、传真或复印设备，工作比后来两次选举复杂得多。我们倒是有一部无线电话机，但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司机有一次倒车时，不小心撞坏了天线，就再也无法使用。所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保守党分部，就疯狂地冲向电话机，赶紧向总部报告改动讲话稿的情况，同时另一个人通过另一部电话记下当天在伦敦发生的事件。
为了让我跑更多地方，旅途上有几个晚上没有回伦敦。但我发现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以后两次竞选就再没有这样做。离开了伦敦，很容易失去（或者至少感觉到失去）对竞选运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可能在关键问题上其他人用他们的判断来代替你的判断。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大选中，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那时秘书们就会为我和我的发言稿写作班子——约翰·霍斯金斯、彼得·厄特利、休·托马斯、艾尔弗雷德·谢尔曼和有时也参加的罗尼·米勒——端上热好的饭菜。在工作日主要吃速冻食品，周末则能品尝一些外国风味，像橙汁鸭和葡萄鱼。我们起草讲话稿时，丹尼斯在楼上专心看电视，听有关竞选运动的报道。只要听到他从楼上传来一声“胡扯！”或者更难听的话，就知道一定是工党政客们又在散布什么恶毒中伤的话了。
要使竞选运动各个方面的工作协调一致始终难以做到。安排得好好的计划会被打乱，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从来也不能集中讲一个信息，党的领袖的讲话讲的是另一套，影子内阁大臣们讲的是第三种意思，向候选人介绍的情况又不一样。尽管我和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策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应该承认，彼得和他的工作班子是非常能干的，他们各有所长，互相配合得很好。彼得本人在整个竞选运动期间坐镇伦敦，担任总部策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似乎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