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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必要澄清我们对“两层”欧洲这一计划的态度。根据这一计划，其核心集团拥有经济与货币联盟、高度的社会管制权和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要不是有时是各种混乱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原因，英国对于这一计划的立即反应是反对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走向其议事日程即由法一德轴心所控制的联邦制的欧洲，这一步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另一些人反对它是因为他们渴望英国成为该“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例如在防务事务方面。可是，进一步牺牲我们的浊立自主，这在对内和对外的欧洲关系中，对我们都无好处，事实上是正好相反。把我们的国防决策权置于欧洲控制之下，肯定他说，这是不行的。适当的国际机制一事实上，其唯一可行的军事机构——是北约组织。
但是这一新形势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有必要说清楚，如果我们允许对现有的条约框架进行修改，让拟议中的发展继续下去，我们的利益必须受到照顾。如果有人试图建立这一“核心力量”而不尊重我们的基本观点和利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我们拥有的各种手段予以阻止和使其中断。一项绝对重要的要求是要确保“核心力量”国家不得把它们自己有待解决的优先事项强加在其他成员国身上，如单一市场的运转。在这一市场里，它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最后是不一致的。我们同意那些国家所寻求的改变，要价可能进一步包括对现有条约的一些条款进行分类评估，因为这些条款对我们不利，顺便说一句，也对其他成员国不利。
一件明显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涉及英国对欧洲联盟财政捐款的处理。接纳农业仍占非常重要地位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为正式成员国是十分可取的，但无论怎么说，一旦这成为现实，很难看出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怎样能继续下去。共同农业政策不仅消耗了财源，而且使粮食价格大大高于一般国际水平，所以也增加了人工费用和企业成本。可以进行公开辩论的是，如果有什么办法的话，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取代它，以支持英国的农业。同样，应该进行修改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团结基金”。马斯特里赫特预期上述政策会给经济较弱的国家带来财政和金融困难，“团结基金”将用来给予补偿。
其次，我们应当试图改变欧洲共同体日益增强的保护主义，它几乎使关贸总协定回合离开了其正常的进程，并且大大地减少了它发挥作用的机会，使英国的财富和就业受到了损失。不幸的是，由于共同体的社会政策以及劳力市场缺少灵活性，保护主义的思想很可能随着费用的增长而增长，从而使欧洲的工业不能有效地参加竞争。但是，由于优势已从欧洲移到美国，欧洲联盟已比从前更加难以继续执行这类保护主义。帕特里克·梅塞林教授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直到最近，美国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行为准则所制定的贸易政策还拿不出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案……。但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情况将会发生逆转。美国——随着南美洲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边界和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将能享有地区性机会所能提供的缓和。相比之下，欧盟已大大耗尽了其能力，在将来一段长时期内不可能显著地扩大区域贸易。欧盟——它南边与东边的邻国不相信自由贸易能带来好处，或者因为国家大小而不能给欧盟带来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将处于美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所处的地位。
欧盟只剩下一条路，它必须使关贸总协定从其贸易政策的边缘移向它的中心。
如果这没有发生——更糟的是，如果如我指出的那样，欧共体进一步走向保护主义——英国所受的不利影响将最大。这就是为什么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在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间作出特别安排。
这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像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组织，它将把中欧和东欧正在出现的市场民主体制与欧盟本身合并为一。这将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首先，它将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能顺利地进入美洲迅速扩大的市场。70年代初表明我们有理由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80年代中期和末期表明有理由成立单一市场的所有同样的论点——即扩大贸易机会——在这里都适用。其次，由于有了具有自由企业和公开贸易传统的美国人，因此，在新的跨越大西洋的贸易构架中，我们将使欧洲大陆不再那么强调津贴和保护——这对英国有利。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们在主张自由市场这个问题上就不那么会成为一个孤独的声音。第三，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将有助于巩固北约组织——冷战结束后，它存在的理由已受到怀疑。一个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将会为美国继续对欧洲防务的承诺创造条件，同时也会使对德国占支配地位感到忧虑的欧洲国家感到放心。最后，新的自由贸易区在关贸总协定中将会成为最强大的、但也是最自由的集团。这样，就能坚持使全球走向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主义。英国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在大西洋两岸为推行这一做法进行辩护。此外，它会为我们的特殊利益和我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传统上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巩固联系的公开贸易国带来许多好处。
最后，我们在计划通往1996年的道路时，不能继续忽视对我们议会主权的侵蚀。正如上议院议员丹宁勋爵所说：
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恐的是，欧洲法律不仅仅是使英国港湾涨潮的海水。现在它像海啸，冲垮了我们的海堤，淹没了我们内地的田野和房屋。
现在需要考虑如何才能确切地保护英国的宪法——生死攸关的最终关键——使其不受这一“海啸”的袭击。肯定他说，只有依靠明确地行使议会的独立自主权才能做到。此外，越早从欧洲法院手中夺回主动权以澄清英国的司法思想越好。有充足的理由修改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使议会最终能超越所有共同体的法律之上，清楚表明议会通过的明文规定比共同体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在维护国内法最终的至高权力方面，英国在共同体内不会是孤立的。例如德国，它就不承认共同体法律凌驾于它的宪法之上，就像联邦立宪法院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问题上已清楚说明的那样。同样，法国也维护了它宪法的最终的至高权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订了一些原则和程序，如果法国利益需要，它们可以限制共同体法律的具体实施。
我们在英国也应该制订出一些规章处理在共同体法律与英国议会法之间出现的偶然性纠纷（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建立一个程序，规定当一项法令与共同体的法律无意中发生冲突时，如果有必要，要通过枢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执行，以制止法院裁决和司法思想出现的缩小议会主权范围的趋势。应该有一个只有议会才能立法的受保护事项的保留名单，包括我们宪法的调停和抗辩权。最后，我们应该拥有可由枢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权，使我们能最后防止某些具体的共同体法律和决定在联合王国生效。人们认为，我们会很少使用这些权力，可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来自欧洲的侵犯。但是有关如何采取而不是应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的辩论本来早就应该进行了。
不可能事先准确地预测这一谈判过程会在哪里结束。英国在共同体成员中会不会坐在外面的一排，我们会不会享有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后来欧洲经济区国家已享有多年的、类似的伙伴关系协定，或者，欧洲联盟会不会按照新条约在各国之间变成一系列像“可变化的几何图形”似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清楚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事实上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看法——即共同体各成员的目标和可预见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相应地制订我们1996年的战略，这是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我不相信这一方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长期利益不符。如果让欧洲联盟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它在各个级别上都会失败。它会向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强加一些它们想加入该联盟时所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将它们排斥在外。它会使南欧国家依赖德国纳税人的施舍，从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里，它会成为一种支持保护主义和制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团决心要着手重建一个现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们的选择。几乎可以肯定，其结果会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在一个民族主义重新觉醒的世界里，难以想像法国人会永远接受该国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同样，也难以设想德国纳税人会为国外的经济衰退地区提供更多的补贴以及为因生活所迫进入德国的移民提供房屋、卫生设施和其他福利，此外，还会失去德国马克所提供的保证。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由于欧洲在失去投资与就业机会，它在世界贸易与财富中的份额在逐渐减少。到了某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会起来反对那些导致它们陷入经济混乱、受到关系疏远的官僚们的统治以及丧失其独立的政策。
英国要单独阻止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处援引小皮特的愿望不会是不适宜的，其意思是，英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并且将……以它的榜样挽救欧洲”。同时，致力于我在布鲁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进行合作的民族的国家，它们爱好自由企业并欢迎自由贸易——的人们，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是将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评论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发起一个运动，建立包括大欧洲和美洲在内的横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鲁日演说中最后所说的：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欧洲，它在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里在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内，它保存了那种大西洋共同体一即包括了大西洋两岸的欧洲——这就是我们最崇高的遗产和最伟大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战结束新的混乱
第一节 受到挫伤的欣快症
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了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墙，12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80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