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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 第二年， 在美国出版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我看到（大体懂得）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我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其宏伟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说：“它影响到二战迅速结束，也许还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核武器所蕴涵的全部科学、战略和政治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估计，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它们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很快就知道了。1946年冬天，我看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关于广岛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丛书出版。说来奇怪，与有关骇人听闻的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的报导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从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涩而又甘甜的形象，它们的生长受到核弹辐射的畸形刺激。
我当天晚上在由布莱克普尔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后来又看到有关的大规模毁灭的报导和照片。然而这些都未使我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我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由盟军袭击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员的伤亡损失。当时日本尚有250万武装人员。在冲绳之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疯狂抵抗。只有盟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才能今日本领导人相信抵抗是毫无希望的。这种优势先在广岛后在长崎被证实了。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当然，英国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尽管战后由于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1952年我们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丘吉尔和杜鲁门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骗了。当美国总统将原子弹的消息“告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时，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核计划。
如果说原子弹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在战后世界中应扮演什么角色的置疑，那么印度的形势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时我对丘吉尔怀有无限崇敬，我知道他强烈反对迁就印度民族主义主张的做法，这种主张体现在1935年印度管辖法中。印度的局势在战时急剧恶化，看起来，即使早期预想的给予自治领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缓解要求独立的压力。而且，当时的背景是战后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已大为削弱，虽然那时我们对这一点尚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独自与希特勒战斗的两个物质条件——在海外积累的巨额投资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庞大帝国——已经作为取得那场伟大战斗胜利的代价而失去或被极大地削弱了。
尽管如此，我的同龄人，甚至那些与帝国演变成联邦关系密切的人，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许多长辈们积极得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两本强调英国作用的书。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应是英帝国属地内建立涟全的行政管理和人类公平的保证人，而且应是负责它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可靠成员的出生、成长和成熟的助产士。
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发表的演讲）强调通过自由合作确保帝国“思想和目的的统一”是极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时期，这种主张使我对以“帝国优先权”作为维护我们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这本书把不断发展的英帝国看成是统一与合作的典范：
向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三次从暴政专制下拯救了欧洲，两次拯救了世界；结束了农奴制，并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它；不愿得到土地，却常常为了他人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智慧，拥有巨人的权力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有这一切使英帝国富甲天下，存在至今，并使它对全人类的感谢拥有充分的权利……也许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还没有把统一的艺术教给世界。也许英国目前的苦难最终会使它适应那种角色。
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说其方向是进步的。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从悲剧的意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一般而言，报纸也是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至在1939年8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1944年10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的意味。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1941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勒。我对他说，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并询问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对其施加折磨的那帮人的形象的。他告诉我：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实的。
由于我读过这些书，不难想象我对丘吉尔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发表的演说会作出什么反应。当然，此次演说由于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警告而闻名于世，即：“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尔这一横跨欧洲大陆的地区上，已经落下了一道铁幕，在俄国人支配下的这些国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统治。”但在我看来，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丘吉尔借此唤起人们去缔造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它所蕴涵的“英美两国人民传递给整个人类的‘理想主义’的信息”。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政治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现在看来，丘吉尔的那次演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但在当时，它却受到了北大西洋两岸评论家们的严厉批判，认为它大肆叫嚣战争论。不过没过多久，苏联在希腊和东欧地区的意图照然若揭，这些人的笔锋也随之而改变。
在获得了一个二类化学学位、从牛津毕业之际，我对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况已知之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了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见。简言之，我长大了。这个神秘的过程把人们带向种种显赫的或者平庸的职业。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之前，我回距格兰瑟姆约10英里的小村考比格伦参加了一场舞会。散场后，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处的厨房里喝咖啡，品尝三明治，像通常一样，我谈起了政治。我所谈的某些内容，或者说是我谈论时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发问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为一名议员，不是吗？”“对，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还从未这样说过——甚至对自己也没有，那天晚上，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后记
1993年5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里斯托尔饭店重新开业时。我作为贵宾访问了华沙。如果从某一适宜的立场来看，它是一次有意义的重大活动。布里斯托尔饭店曾经是欧洲的大饭店之一。它于1901年开业，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东是钢琴家、波兰总统帕代雷夫斯基。1914年以前，官以欧洲第一流的饭菜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典雅而闻名。当波兰为纳粹主义所统治而陷入灾难时，布里斯托尔饭店也陷入了灾难。80年代初它关了门。现在，它在一家英国公司的帮助下又完全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我很高兴主持了它的重新开业典礼。人们感到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欧洲天然的家。我也为我的基金会在华沙的办事处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于巩固共产主义之后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经济。
但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使得我的访问值得纪念。它正好碰上华沙犹太人聚居点起义50周年纪念。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这时已被夷为平地的该地区散步，由那次起义中最年长的幸存者给我当向导。后来带我去看纳粹摧毁该城市犹太人社区的照片。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当我回想起当我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时，这些可怕的事件就发生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使我感受更深。
第二夭早上，我在圣十字架教堂做弥撤。教堂里的气氛非常虔诚，仪式安排得细致得体，与英国圣公会拘谨的虔诚仪式和格兰瑟姆卫理公会非常简单的仪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唱诗班唱着我不熟悉的波兰赞美诗，使人更加兴奋，因为我不懂它的诗句：因此迫使我试图从音乐中想像教徒们向上帝乞求了些什么。虽然我对这一切很陌生，但它给了我一种欣慰的感觉：在跨越了国界与教派的信徒们的友谊中，我成了他们许多人当中的一员。
可是，当神父站起来布道时，我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家注意的焦点。人们转过头来看我，向我微笑。
神父讲完道后，仪式还在继续。做完弥撒后，我被邀请站在了圣坛的前面。当我站上圣坛后，一排排的儿童向我献了小花束，他们的父母在一旁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