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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应该是喜欢何皇后的，不然也不会封她为贵人，但在灵帝的爱情观里，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只喜欢一个人。灵帝喜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王美人，种种迹象表明，灵帝对王美人的喜欢程度比何皇后还高。
更要命的是，万一哪个嫔妃再给灵帝生出个男孩，何皇后的优势地位难免会受到动摇。灵帝可以立她为皇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废黜，前任宋皇后就是例子。
于是，在宦官们的帮助下，何皇后又玩起了桓帝梁皇后玩过的那一招，专门盯着后宫其他女人的肚子。有疑似怀上皇子的，一般都会神秘流产，好不容易生下来的，也会不明不白地夭折。
作为何皇后认定的第一号潜在竞争对手，王美人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但不巧的是：她怀孕了。
这让王美人陷入恐惧，她甚至找来堕胎药，但不知道是药性不足还是肚子里孩子的生命力太顽强，光和四年（181年）三月，这个孩子仍然来到了人间。
灵帝大喜过望，给孩子起名刘协，就是以后的汉献帝，很多年以后，成为曹操的女婿。史书上说，王美人快要生下这个孩子的那几天，总是梦见自己背着太阳艰难地向前走（负日而行）。但是，王美人在孩子出生几天后神秘死去，据说死前一直是好好的，喝了一碗小米粥后很快就断了气。桓帝得知后大怒，下令彻查。
调查的结果是，这碗小米粥果然与皇后有关。这其实在灵帝的意料之中，震怒之下，灵帝决定再来一次废后。
张让等人一下子慌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屠户出身的人当皇后，好不容易结成了儿女亲家，已经站到了一条船上，说废就废，岂不前功尽弃？
张让发动了曹节等一大帮天子平时信任的宦官，在灵帝面前跪了一大片，又哭又闹，阻止灵帝的废后行动。他们还抓住灵帝贪财的弱点，表示将集资数千万钱为皇后赎罪。
灵帝动摇了，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但是，他从此对何皇后态度冷淡起来，对于立太子一事，也绝口不提。
为了防止再发生不测，灵帝秘密命令将刘协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抚养。灵帝的想法是，等刘协长大之后就立他为太子。
后宫里的宦官大多跟何家人来往密切，为了把刘协推上皇帝的宝座，必须在宦官里物色新的亲信。灵帝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蹇硕。
蹇硕，即将超越曹节、张让，成为宦官阵营里最炙手可热的人，因为他将破天荒地成为第一个手握兵权的宦官。
可怕的是，他是曹操得罪过的那个人。
第三章 燃向天边的怒火
〔假如没有黄巾起义，刘备、孙坚、刘表、陶谦等这些名字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假如没有黄巾起义，曹操顶多成为一名“治世能臣”。黄巾起义的怒火照亮了一个时代，也给曹操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选项。〕
【一、太平道要造反】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让不懂事的皇帝、穷凶极恶的宦官以及好斗的朝臣们折腾成了这样，国败民穷、社会凋零、政治黑暗，老百姓愿意吗？
答案是：老百姓不愿意，他们正准备造反！
其实早在安帝时，在现如今的四川一带，当时的益州、永昌、越等郡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和农民起义，被称为“西南夷骚乱”，持续了50余年。帝国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到灵帝时情况似乎更严重，天子跟前的部分家伙甚至提出一个馊主意：把益州从帝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
此议虽然没被通过，但对此起彼伏的民变，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安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四次；顺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十三次；冲帝、质帝两位皇帝虽然还是小朋友，但农民起义丝毫没有忽视他们，也爆发了四次；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爆发农民起义十四次。
从安帝到桓帝，不过六十来年光景，记载在册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三十五次。
这些农民起义来势都很猛，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一旦遭到镇压，就很快沉寂。其原因很多，有两条至关重要：缺少明确的思想纲领，没有特别牛的领导。
这种情况到灵帝时终于发生了变化。起义等来了一位猛人，他成了东汉帝国的掘墓人。这人是一个流民，纯粹的无产者，名字叫张角。他之所以能成为猛人，没有像其他数十个农民起义领袖那样，被杀后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是因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少数，张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张角喜欢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领书》的书。
传说《太平清领书》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也叫干吉、干室）。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东汉以后，“方士”这个词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写的这本《太平清领书》，据说篇幅很浩大，分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里面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思想。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在本书中，于吉陈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设想，即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他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所以，这部书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部书直接献给了顺帝刘保，刘保让大臣们讨论了一下，大家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
桓帝刘志一直没有儿子，听人说有个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帮助他生个儿子。襄楷不是专科大夫，治疗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长项，他能做的就是给皇帝弄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是他的特长。
桓帝吃了襄楷献上的药，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他甚为欢喜，给襄楷安排了工作。桓帝对他很是信任，处理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也经常向他请教。这个襄楷，是于吉的另一个学生，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他旧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领书》呈报给桓帝。
可是，桓帝的兴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儿子，以及那些灵异事件如何解释，对于襄楷的治国理念没有太大兴趣。
后来襄楷与党人搅到了一块，在党锢事件中因为替党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狱后，依然痴心不改，但这次他对皇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民间，最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颠覆活动的专家，后面还会再讲到他。
张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部书，也有说法称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实践者，立即联起手来。张角对《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没有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决心试试。
张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今河北宁晋）人，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神秘预言学之一的谶纬学也深有研究，懂民间医术和巫术。他领着两个弟弟，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表示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没有想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张角感到吃惊。不过，他没有害怕，因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琢磨如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张角深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创建了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依据《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流民，这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也没有前途。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撵着跑着来入道。
还有一些人，虽不属于流民范围，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也有宫里的宦官。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其实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灵帝的老师、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著名党人刘陶，分别上书灵帝，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请求给予关注。刘陶更是指出，据他得到的情报，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重赏捉拿张角。不知什么原因，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后来杨赐因故离职，刘陶找个机会向灵帝寻问此事，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刘陶没有办法，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从各种迹象看，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种心理可以从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他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张角想，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太平道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出色，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谓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这样，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看出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谁先动手谁主动。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它葬送了这次起义。
【二、精挑细选好日子】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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