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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后说，“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二万万妇女，对于进一步巩固国内的团结，是有着一半的决定作用的。”“妇女们应当加倍努力，团结在一起，以获得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因而获得自己的解放。”
也是在满目疮痍的广州，她在一次海外华侨代表会议上号召各地华侨不但要支持祖国的团结抗战，而且还要克服他们内部的门户之见。她促请他们保持革命传统，并希望他们牢记这样一个冷酷的真理——只要中国本国仍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他们在海外就会继续受到歧视。在遍布全球各地的华人中，她的声音都在回响。海外华人除了尊敬这位他们所爱戴的孙中山的助手和遗孀，还传颂着她——和孙中山一样——在财务问题上的绝对正直。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一致相信，他们为支援战火中的祖国而捐献的款项，只要是交付给孙夫人的，那就绝不会有一分钱被侵吞或浪费。
她9月间在广州还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援华医疗队。中印两国人民在古代曾因共同的佛教信仰而建立联系，其后中断了数百年，直到近代才因共同的奋斗目标而恢复来往，这支医疗队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先锋队。印度医生们最后到达了北方的解放区（他们对孙夫人在广州参加英勇的火炬游行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①）。稍早一些时候，她在广州接待了世界学生联盟派出的一个援华代表团②，这个代表团后来到了武汉，接着北上延安。
①见D·K·巴苏医生着《延安的召唤——印度援华医疗队记事，1938—1943年》（英文），第34页。这本书主要是巴苏医生的日记，关于游行一事的记载是在1938年9月18日。
②这个代表团成员有英国的詹姆斯·克卢格曼和伯纳德·弗拉德、美国的莫利·亚德、加拿大的格兰特·莱思。莫利·亚德曾在80年代后期重访中国，在本书写作时她是美国“全国妇女组织”领导人。
虽然广州人民的士气高昂，当日军在附近沿海登陆后，当地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只隔了几天，广州就在10月21日沧于敌手（居民多数疏散去外地，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敌人合作）。接着，在10月25—27日，中国临时首都武汉陷落。
（三）反对投降主义
在这危机时期，宋庆龄的言论显示出，她对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对上层的那些变节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锐——这两方面都是她从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训。
变节分子确实在很高层浮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汪精卫。他曾经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担任1926—1927年武汉政府的最高领导，不久叛变。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实际地位总是次于蒋介石，而他又因追随孙中山的资格比蒋还老而自负。现在，在武汉失陷后，他居然无耻地投向日本人那边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潜离战时首都重庆，经昆明，于12月23日抵达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首府河内，旋即宣布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对华诱降的声明。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加紧进行卖国活动。
早在10月底，当汪精卫发表投降主义言论时，宋庆龄就同何香凝、陈友仁等联名加以谴责，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国明示继续抗战的决心，并立即贯彻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之后，同日本的预期相反，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进行，使侵略者感到惊惶。
这一事实宋庆龄在1939年7月纪念抗战两周年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①中加以热烈赞扬。但她也警告说；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55—63页。
“由于不能征服我们的战士，它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阴谋利用如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来破坏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失败主义者之外，她还指出国民党内的保守派是一种障碍，因为“这些人在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时，言行不一致。”
这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情况复杂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发动了欧洲大战，作为主要敌国的英、法被动挨打，但并未认真还手。
为了在远东安抚日本、避免两面夹攻，英国人不惜牺牲中国，向日本作出让步。这是宋庆龄早就敏锐地意识到的。他们果然一步步这样做了。到1940年6月法国陷落，英国就于7月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供应的主要交通线。它们对日退让到了顶点。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庆龄引述孙中山的思想，加倍强调中国必须保持内部团结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①一文中，她写道：
①原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1月28日，《宋庆龄选集》第142—145页。
“孙先生认定中国的民众，假使没有得到民主的权力，和经济上的改善，则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告其信徒曰，我们为欲抵抗外来的侵略，惟有在社会上经济上求强盛。间有对此点表示怀疑者，孙先生说，‘如对此点发生怀疑，不如不参加革命。’”
她回忆说，汉奸汪精卫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忽视了依靠本国人民和资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汪“竟奉袁世凯之命，与革命党疏通，请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谓，‘现在我们可以不谈革命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凯拿得金钱，来集中建筑铁路和工作。’”这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必须全部实施，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
1940年3月12日，汉奸汪精卫宣布日中“和平（实为中国投降）建议”；月底，他又宣布（倒不如说日本通过汪的日宣布）由他自任主席的“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
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它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在上层要团结蒋介石，使他信守诺言，因为他对于抗战（他的对手汪精卫已抛弃抵抗）仍然消极动摇。在下层要实现民主化，使群众的积极性得以发挥。
（四）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幕的政治气候。这件事在后人的记述中常常被写得过分私人化和情绪化了。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迄今为止两者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①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55页。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济工作及整个国家统一战线工作中解冻——即使是暂时的——迹象。（主要的冰块当然并未融化，对解放区的继续封锁即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三姐妹联袂登上征途，到战时首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作7星期的旅行。
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团聚”的背景。但当时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无奇不有，每个新闻来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传着古老的“浪子回头”的谣言——宋庆龄因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而感到“幻想破灭”，回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之中。在重庆，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在相互宽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围之中。
在几十年后，在80年代中期，在一些通俗的传记和电视片中又使“三姐妹团聚”呈现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上的分歧。
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仅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就忙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扩大势力”（即使这种“扩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领下收复失地）。它甚至于杀害根据协议派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代表。①
①如中共领导的新四军驻湖南平江联络处有6名工作人员于1939年6月12日惨遭活埋。
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叛徒汪精卫现在把孙中山说成是亲日派并无耻地选择了1940年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15周年的日子，向重庆提出了奴役性的和平条件。在日本人方面，他们最近曾对这个战时首都狂轰滥炸，企图以此迫使其投降，但未得逞。西方列强现在同纳粹德国已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看来倾向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类似于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不过这一次的牺牲品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中国。英国不久就将关闭滇缅公路。美国看来也不反对制造一个“远东的慕尼黑”以安抚日本，拿中国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在中国内部，仍然主张抗战的各方人士——不论是左、是右——加强团结就变得更为重要。三姐妹从3月31日开始的重庆之行就是这一协力的表现。
尽管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它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的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他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但在这次联袂旅行中，她决定担负起一项更有独立性的任务——努力加强国民党内部反对投降的趋势，呼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战和民族复兴开展组织工作。
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在这次旅行的路线和气氛中都反映出来。当时住在重庆并目睹宋庆龄许多活动的王安娜提供了一些侧面的消息：
“她作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宫廷’里。尽管宋家内部的关系表面上是相当融洽的，但孙夫人却觉得还是在香港自己家里自由。
“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姐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①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3页。
招待会很多，蒋本人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般都拨冗出席。在宋庆龄这方面，她欢迎这些活动，以显示“上层的统一战线”。但她经常警惕这些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用意，即：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办法使她不再说话。所以——据王安娜报道——她很早就说过：“‘不久我便要回香港。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这里那样，当展品。’”①
①王安娜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383页。
重庆的左派也欢迎她，但有自己的着重点。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按统一战线协议在战时首都重庆合法出版，但受到国民党的严格检查）发表短评，称赞她“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短评表示相信，“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女运动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①（提到蒋夫人显然是出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