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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是她母亲最疼爱的女儿。她对母爱的回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珍视和学习母亲的优秀品德——特别是把责任心置于自我之上。虽然庆龄以后在政治和宗教信仰上都同她的家庭决裂了，她母亲的照片却终她的一生一直挂在家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留下遗嘱，把她的骨灰葬在宋家墓园里。她同倪家亲戚从未断过联系并一直关心他们。①
①这一部分材料大多曾与倪家一位亲戚核对，有的是他提供的。他年事已高，但对倪桂珍的记忆犹新。
宋耀如决心要让女儿们受教育并且还要送她们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罕见的。这是他主张进步的另一实例：他把女儿们作为智力上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夫人倪桂珍同他是完全一致的。①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形成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宋庆龄、孙中山夫人。
①尼姆·韦尔斯手稿。
（五）成为企业家、爱国者和革命者的宋耀如
说来奇怪的是，宋“查理”同尊贵的上海卫理公会牧师倪家的联姻反而终结了他自己的卫理公会传教生涯。尽管他新夫人的娘家在基督徒社会中有地位，她带来的嫁妆看来并不丰厚。他一个月薪水只有15美元，他多次向教会管理委员会抗议薪水太少，不够养家，但没有结果——那些美国的委员会对于如何恰当地对待一个“土著人”是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的。这种情况使宋查理在1892年改行从商。这是行业上、而不是宗教信仰上的改变。他的第一个企业是一家印刷《圣经》的印刷厂“美华书馆”。后来，虽然又开了一些铺子，他仍到教堂去布道——当然是以世俗志愿人员的身份——并成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之一。
很可能，正是由于宋耀如有一家印刷厂，才使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派注意到他。孙、宋两人至迟在1894年就已相识，甚至还可能更早一些。很快，宋的印刷厂不光印刷宗教方面的材料，还印刷革命传单。使宋倾向革命的是他的现代化思想和民族主义。在美国，他学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他想照这样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所有中国人的影响，使他成天苦恼不堪。
在做生意方面，他倒是很顺当。他从印刷厂发展到面粉厂和其他行业，包括出售外国机器。但像有些作者那样把他归入“买办”一类（西格雷夫把他描写成买办的典型）很难说是正确的。中国的“买办”作为外国的代理人或中介入，使外国资本和商品深入中国各地，损害中国自身的独立发展。他们的利益不但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而且同半封建旧中国的传统统治阶层相结合。他们对民族主义是淡漠、甚至反对的，对本国工业的发展一般是不关心的，除非他们自己要用他们的资本来办厂。宋耀如所办的企业更多地是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一类。他输入的是机器，中国自己当时还不能生产，不存在争夺市场的问题，而对装备中国自己的工厂倒是有用处的。后来，他又办起中国人资本的面粉厂。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把他称作“买办”是不合适的。
确实，他有几个孩子参与了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府——从政治上说是买办政权。但这是他死后很久的事了。
紧接着成亲以及反抗外国教会在薪水问题上对他的歧视，宋耀如开始反对清廷。在思想上，这可能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在组织上，像许多别的中国人一样，这看来是由于参加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反满秘密会社。不论怎么样，到1894年，即庆龄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已同孙中山相识并成为知己，还在家中款待他。在以后多年中，孙中山无数次到宋家来，串门、留宿、开会或者隐藏。宋耀如不但在他的圣经印刷厂中印刷革命小册子，还为革命募款及进行其他活动。
毫无疑问，庆龄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孙中山。据现有的材料，孙中山在1894年和1900年都曾到宋家造访。孙中山很爱孩子，从来不会不理他们。当庆龄还很小时，他可能逗她玩过；她上小学时，他也可能同她谈过话。那时，她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但她确实对这位受到尊敬——又备受苦难的——领袖人物和家庭密友，产生了敬慕之心。
在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常听到的传说，说庆龄在13岁时（即1905年）第一次同孙中山谈话。据说孙中山对她说，“我们只有学到各种各样知识，才能救国”。她说，她要为他的同一目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孙回答说，“庆龄，好极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将十分感激你”。庆龄在那个时候已知道孙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样的谈话，如同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一样，常常添校加叶，成了传奇。
武昌起义时，庆龄仍在国外。在第一章所引用的她当时在威斯里安学院校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她热烈地沉歌这次起义。1911年圣诞节孙中山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和霭龄（她已在早些时候学成归国）立即同他取得联系，并陪同他在举国欢腾中到南京去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是在南京，宋耀如得到了一面新的国旗并寄给在美国的女儿庆龄。（第一章中已经记述了庆龄如何兴高采烈地把这面新国旗挂在宿舍墙上、把黄龙旗踩在脚下。）
在上引威斯里安校刊文章中，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到孙中山？这似乎有点费解。但她不提她家同孙中山的关系是符合她的谦虚品格的。她从来不是那种喜欢以随意、亲密的口吻谈到显贵人物藉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
这部传记是宋庆龄的传记，不只是将要成为伟大的孙中山的夫人及遗嘱的一位女性的传记。当然，她后来的道路和业绩同孙中山的影响及精神遗产是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她自己的倾向和发展。
（六）宋庆龄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当庆龄还是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时，在她身上已明显表现出那种先人后己的赤诚，以及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而要寻根究底的兴趣。宋美龄回忆说，每星期三晚上，马克谛耶学校都要请一些校外著名人士来校主持宗教讨论会。“你为什么向李牧师提问题？”一次星期三晚上的讨论会结束后，她〔美龄］愤怒地要求庆龄回答，“难道你不忠实信仰？”①当时庆龄是否真正信基督教或有什么别的信仰，年代久远，难以查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便什么事情，如果要她相信，她总是要问为什么的——这是她始终保持的一个特色。
①同注14，第46页。
一位更早的观察者谈到庆龄还只6、7岁的时候在美国教会学校浙江湖群女校每周三次上福音课时的反应。（她像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上马克谛耶女校＇即“中西女中”＇之前先上这个学校。）①她经常安静地注意听，然后把听来的圣经故事转述给同学们听，有时加上自己的意见。关于“饼和鱼的奇迹”②，她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但她仍然要像基督所做的那样，为别人而活。如果这段回忆可靠，那末庆龄在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其某些记载存在怀疑。
①江苏常熟的张梅蕾写信说，她是从她的母亲程兢强（与宋庆龄上过同一个幼儿园）那里听说的。
②《圣经·新的全书·马太福音》第14、15章记述了耶稣把所剩的几个饼、几条鱼向天祝福后分给跟随他的几千人吃的故事。——译者
据报道，庆龄很早就极端厌恶的事情之一是虚伪。多年以后，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宁肯要霭龄的坦率而不喜欢美龄的做作——霭龄从不掩饰她对财富的追求，而美龄尽管庸俗又有野心，却偏要装得道貌岸然。①
①这位朋友S。A。告诉本书作者。
总的说来，美龄使庆龄感到极度失望。霭龄1904年去美之后，她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游戏伙伴。那时她家住在上海虹口一座自建的花园洋房里，有围墙环绕。庆龄虽是姐姐、又比较沉静，但她同妹妹常常不顾父母的禁止，偷偷溜出园门到乡间旷野去玩一会儿。在美国期间，霭龄毕业回国后，庆龄负责照看小妹，有三年时间实际上担起了父母的职责，而美龄也爱她的二姐。在以后十多年时间里，她们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裂痕——相反，她们既是同胞姐妹、又是知心朋友。1915年，庆龄打算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结婚。她写信去希望得到同情和理解的是还在美国上大学的美龄。有一种说法认为，年轻的美龄是这个家庭里唯一赞成这桩婚事的成员。①
①本段部分取材于一篇中文文章《庆龄和美龄》，见《演讲与社交》，北京，1986年第3期。又参见曹云霞着《宋庆龄与宋美龄》，香港《镜报》，1981年第4期。
后来，紧接着蒋介石在1927年对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之后，美龄同蒋结了婚，并使蒋煞有介事地（在政治上也很有利地）信奉基督。这桩婚事使庆龄心中充满憎恶。“如果他是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庆龄后来曾这样说。
就这样，从这段较晚的时候起，通过她们作为两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反应，庆龄对美龄逐渐形成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这本来是原则性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曾挚爱过这个小妹妹的姐姐，她在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损害，使这种反感更·趋强烈。
据庆龄那位儿时在湖群学校的同学说，庆龄性格中另一在幼时就显露的特点是，她好像从不慌张着忙，情绪总是很稳定的。只有在丢失什么东西或把什么东西弄脏时，她才会有点手忙脚乱，但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她的心很软，有一次看见厨师宰鸭，她就跑开并且哭起来了——从此她在这个学校里就再也不吃鸭子。
还有一点，就是她的专心好学。据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镇图书馆前馆长路易丝·穆尔回忆，庆龄在这里上第一所美国学校时，她总来借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才看的书”，并且贪婪地读着。在威斯里安学院，她兴趣的广泛——从文学到历史、哲学——可以从她被任命为院刊编辑一事上充分体现。
她从早年起就立志为他人服务。她显然曾一度想当医生。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毕业预言”中写道：“我很快就得去中华民国，并把我自己置于医学专家宋庆龄的看护之下。”她对医学的兴趣后来因为嫁给孙中山——他是一位医学博士——而更增加，并保持终生。倒是在给霭龄的“毕业预言”中有同学曾说她会在官场中跻身高位。
大学女生总是充满浪漫的幻想的，庆龄有没有呢？同年毕业的友人玛丽·斯塔尔回忆道，“她常给在哈佛的一个男孩子写信——你要是知道我帮她写了多少信一定会吃惊。她一接到那个男孩子的信，就会飞也似地跑进我的寝室，我们一起读信，一起商量怎样回信。”①很显然，庆龄同这个男孩子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很认真的，要不然她不会同这位女同学“共享”情书，而且也没有材料说明她到底见过他没有。
①玛丽·斯塔尔的话见美国乔治亚州一张报纸上署名约莱恩特·格温的一篇报道，可惜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来自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没有注明报名和日期。报道的第一段引用电讯说，“在乔治亚州受教育的孙逸仙夫人正被推荐为红色中国的主席”，由此可证明这张报纸的出版年份是1949年。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格温采访了斯塔尔小姐和另外三位宋庆龄的老同学，一起回忆往事。
但她对于女同学们的“罗曼史”、对于男孩子，当然并非毫无兴趣。有一封她在威斯里安上二年级时写给女同学的信为证：
“你怎么样，还有查理，他见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了吗？有几位客人来过这里，包括罗西纳的追求者在内——你的朋友和崇拜者内夫先生已经走了。你的另一位迫求者保罗·萨顿回家去了。保罗想你想得不得了……好多男孩子要来……”①
①致詹尼·多尔蒂的信，1909年9月9日。
另外一段有趣的回忆是最近由美国缅因州的一位老太太提供的。她的已故姨妈少年时有一次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度假，曾遇到宋氏三姐妹。在一次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至于使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留下深刻印象。①
①美国缅因州达马里斯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