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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份，西尔维亚在家信中描写了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或向她送花赠礼的中外名人，势如潮涌——他们都觉得这是政治上一种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夫人，她对宋庆龄说，归根到底，“每一代都会有这一代的革命”，宋听了“差点乐得噎住”。西尔维亚还写道，宋庆龄“以最亲切的态度”对那些来送礼的国民党官员们说，“你们记住了孙先生的生日，为什么不记住他的遗教？”①
①同注36。
1947年底，美国和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曾经想从宋庆龄那里摸清中共要什么条件才会停止日趋凌厉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位“传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体的人物、宋庆龄父亲宋耀如在教会中的一位老相识。20年前，他曾为国民党试探流亡在柏林的宋庆龄（见第十章）。现在，他担负着类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他要求宋庆龄亲自陪同他参观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各种设施。宋庆龄表示难以应命，因为她的妹妹蒋夫人已先邀请她去杭州西湖旅游——这是事实，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托所信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事、曾任女青年会干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参观并向余说明了情况。
后来发现，蒋夫人的邀请同司徒雷登的请求有同样的目的。在杭州，她问宋庆龄，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庆龄回答说，她不是共产党员，不了解。很快她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把情况告诉了廖梦醒——她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信，1948年11月14日。
国民党企图利用她来摸清越来越占上风的中共的底细，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软化中共的立场，这种努力并未终止。在宋庆龄这一方面，她拒绝介入应由两党当面商谈解决的事务。
最后，作为绝望的挣扎，国民党试图起用她担任它那个朝不保夕的政府的名义上的首脑。1949年初，国民党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谣言，说她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谣言一直传进了美国国务院，说是远在尼加拉瓜马那瓜的一个中国外交官透露的消息。①宋庆龄一举粉碎了这些试探气球。1949年1月11日，上海英商《字林西报》（英文）刊载了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的声明（1949年1月10日）：
①余志英的回忆、80年代后期录音。她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关于司徒雷登的事情是她自己的记忆。关于宋美龄的事情是当时廖梦醒告诉她的。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①
①美国国务院1949年1月14日收到驻马那瓜大使馆航邮，引用“中国驻马那瓜总领事殷尚德（译音）”的话。
这个声明发表之后4天，人民解放军就把国民党还出了北方最大城市、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
同一星期，中国福利基金会拒绝了向美国经济合作署申请补助的建议。过去，中福会在救济款物的分配中总是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歧视，现在却有人告诉它，如果它提出申请，一定会被批准。中福会拒绝这个建议是有原因的。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G，霍夫曼当时扬言，如果中共领导的军队前进到长江为止，把半个中国留给国民党，使中国像朝鲜和越南那样南北分治，那未中共可以指望美国给予十分慷慨的援助，以用于重建。
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愿意接受援助，但不能吞下钓饵。西尔维亚给父母的信上写道，“我们决定暂时不同他们打交道。孙夫人极易受到伤害，他们很可能想利用她为他们那些第五纵队性质的计划充当橱窗，那些计划是企图破坏新中国政权的。”①
①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7页。
至于美国那些主要的救济团体——美国政府和大公司都插手这些团体——随着中国革命接近胜利，它们都参与了“冷战”。对华救济团体的总部“对华服务联合会”（它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丢掉了一切所谓“不偏不倚的慈善事业”的虚伪面貌。它的主席保罗·麦克纳特引用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个联合会的真正动机。这段话摘自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之前，艾奇逊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它承认对中国的一种干涉方式宣告失败，提出另一种方式：
“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1948年10月14日家书。
照这样的看法，中国人民所说的解放是“悲剧性的”，中国终于赢得的独立是“外国的羁绊”，每件事、每个人可以用来推翻这些胜利的，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应加以鼓励。
在另一个呼吁书中，话说得更为露骨。这份呼吁书也取了一个更有军事味道的题目：《其他防御》。它说：
“我们相信，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基督精神和保卫自由企业制度的一处战略性边疆……掌握这个机会将是对美国和基督精神的敌人的一个有效打击。”①
①麦克纳特致美国捐助者的一个通告，1949年9月6日发出。所引艾奇迹致杜鲁门信的中文译文据《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1840—1949）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511页。
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因此不仅不为美国经济合作署所提的补助建议所惑，还决定不再同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来往。这又迫使中福会——虽事属不得已但态度坚决——同美国援华会断绝关系，美国援华会是一个长期支持中福会的团体，但它仍想从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领取经费。不久，美国援华会中一些不同意这一立场的理事另组一个新的援华团体“中国福利呼吁会”，把对华救济、对正在出现的新中国表示友好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它的主席是耿丽淑，积极参与其事的许多人中有当时在纽约工作的本书作者。
宋庆龄对美国的重要支持者分别发去由她亲自签名的信件，说明同美国援华会断绝关系的原因：
“不顾我们的一再请求……美国援华会认为还是留在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这个组织之内最好，因为离开这个组织，筹款太困难。……与此同时，联合会……却把反对新中国的政治宣传塞进募捐呼吁之中……当贵国的一些友人想建立一个新组织来协助我们的救济项目时……我们对他们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所采取的勇敢立场，至为感佩，……这就是中国福利呼吁会的由来……它是我们的指定代表机构……我认为，为了他们的进步思想和真诚目标，他们应该得到大力支持。”①
①这份题为《其他防御》的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1948—1949年呼吁书由主席麦克纳特和查尔斯·爱迪生及名誉主席多人签署，其中有不久前还被称誉为中国内战公正调停人的马歇尔将军。
（十四）黎明前的黑暗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的战事和政局的伟大转折。
1949年1月31日，随着国民党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京）。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解放军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入城式，展示了从蒋介石军队缴获的大量美制坦克、大炮和轻武器。几个月来，美国还在称颂傅将军是反动势力寄予希望的柱石。现在，他作为起义将领受到尊重，并在不久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担任水利部长多年。
宋庆龄在接到赴平邀请后于2月2日复信中共中央，说明她当时正在就医，不能北上。她在信上说：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①
①引自其中一封给克拉克·福尔曼（纽约）的信，1949年3月21日。
历史的回忆使她的忻慰更加深沉。“二十三年前”的起点是在国共合作下1926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但第二年蒋介石的叛变使它“可悲地中断”了。对宋庆龄来讲，1949年的胜利是中国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
但上海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以后4个月时间里，反动派仍在疯狂挣扎。
国民党最后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图剥夺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不久前他们还想利用她的这个身份使她充当有名无实的首领，被她所拒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孙中山与之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抬出来（她本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卢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但这套把戏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流传宋庆龄说过这样一句相当愤懑的话：“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最后，据说有过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在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在上海非常严重。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就地处决。很多人突然失踪。宋庆龄为此警告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这是在黄竞武（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之子）因到她住所去而被捕之后。黄竞武是从他工作单位中国银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在南市监狱中被活埋的，上海解放后他的遗骸才被发现。①
①这一复信是宋庆龄用英文起草，然后译成中文发出的。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了英文原稿并将复印件和中文稿惠寄本书作者。
在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濒临清灭这段时期里，关于宋庆龄的情况有一种说法流传甚久——说她离开了原来的寓所，躲藏起来（有人说是躲藏在外国友人家里）。事实上，尽管当时她确实面临着危险，她没有动——虽然地下的革命组织和外国友人们是在警惕地保卫着她的。日。
第十八章 建设新中国：1949——1965年
（一）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两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总是在她选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将发生的新的复杂而危险的情况，而这一次则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向胜利的顶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她将走上她在新中国的岗位。
在车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专程从北京来接她的；还有她长期的工作伙伴廖梦醒。作为老朋友，她们一路上自然而然地谈论著所见到的人群景物——她热切地注意着各种新生活的迹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将会看到的景象。她在后来＠到上海后所作的一次广播讲话中，生动地谈到她在路上的兴奋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希望：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富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不论在穷乡僻角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在华东，农民和水灾大力地斗争着，抢救他们的田地，抢救他们的谷物。铁路工人、造桥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在伟大英勇地劳动着，抢修被反动派所毁坏的主要的铁路干线。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横跨波涛汹涌的淮河临时大桥，这对于沟通华北与华南的交通有无上巨大的意义。……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旧的障碍已经消除，原来受束缚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现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最后一点是她所一直最为关心的：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