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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上御观风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余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癸未，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鉴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突厥启民可汗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六年（庚午，公元六一零年）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联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斐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矩，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帝复遣硃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稜，朝请大夫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之。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刺兜，虏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己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己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康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日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暕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侯牛弘卒。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句，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袴褶，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籓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七年（辛未，公元六一一年）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前船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初，帝西巡，遣侍御兄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属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状，称射匮向善，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径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缘道被劫，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晓谕处罗使入朝。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帝大悦，接以殊礼。帝与处罗宴，处罗稽首，谢入见之晚。帝以温言慰芝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平原东有豆子，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踪迹至建德家，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安祖自号将军。时鄃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蓚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群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建德兵至万余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八年（壬申，公元六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