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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在暗中微笑了。她已经尝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情的痛苦。她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长，另一个是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汽笛的吼声才把他吵醒。
最近，丽达都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本笔记本不常打开，写的几则日记，也都很简短。
8月11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去了。日常事务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杜巴瓦从到佩乔拉区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了。他工作很忙。保尔还想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工夫，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的情况日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8月23日
今天我从走廊走过时，看见潘克拉托夫、柯察金，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着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说什么'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作主，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接着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连忙走开了。这回他大概会有很长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对于骂人，我是不能原谅的。
8月27日
今天常委会开了一次内部会谈。情况越来越复杂。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记下来——不允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心情挺不好。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运粮专车又被人弄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不写日记了，反正总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正等柯察金来。我今天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正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一个电话，是丽达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有空，让他去继续学习上次那个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栋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顺着楼梯跑上去，用拳头捶了一下房门，没有等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上，一般男同志连坐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缀着红星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朝保尔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也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丽达一面跟保尔打招呼，一面说。“这是……”“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有等她介绍，就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同时紧紧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没想到他会来，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的态度却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妒意，犹如燧石的火星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达维德袖子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柯察金马上拦住她说：“我是来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要上码头去卸木柴，你别等我了……恰巧你这儿又有客人。好了，我走啦，同志们还在楼下等着呢。”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在门外。他的脚步声迅速地在楼梯上响着。下面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就没有什么响动了。
“他今天有点反常。”丽达回答达维德那疑惑的目光，这样猜测说。
……天桥下面，一台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庞大的胸腔中喷出了金色的火星。火星缭乱地飞舞着，向上冲去，在烟尘中熄灭了。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出神。他眯起眼睛，讥讽地责问自己：“真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您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那样痛苦？难道她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好吧，就算她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您突然这样难过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您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看姓名可能是她的哥哥，也可能是她的叔叔……要真是这样，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看来，你也是一个糊涂虫，不比任何笨蛋强。他是不是她的哥哥，一打听就可以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还有脸见她，跟她说话吗？得了，往后你再也别想上她那儿去了！”汽笛的吼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天已经不早了，回家吧，别再自寻烦恼啦。”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淡黄头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局肃反委员会委员斯乔帕·阿尔秋欣，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弄到了一间屋子。下班之后就去油饰、粉刷、擦洗，一连忙了三天。他们提着水桶跑来跑去，邻居们还以为是着火了。他们搭起了床铺，又从公园里弄来许多树叶，塞在大口袋里做床垫。到了第四天，房间就布置妥当了，雪白的墙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1878…1958），当时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两个窗户中间，钉着一个搁架，上面放着一堆书。两只木箱钉上马粪纸，算是凳子，另一只大一点的木箱做柜子。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台球台，球台的呢面已经没有了，这是他们用肩膀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白天当桌子，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搬了来。善于管家的克拉维切克列了一份公社全部财产的清单。他想把清单钉在墙上，但是大伙一致反对，他才作罢。现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了。工资、口粮和偶尔收到的包裹，全都平均分配。只有各人的武器才是私产。全体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凡违反取消私有财产的规定并欺瞒同社社员者，一律开除出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这个决定上加上一句：并立即驱逐出室。
索洛缅卡区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全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社员们从邻院借来一个挺大的茶炊，把公社所有的糖精全拿出来沏茶用了。大家喝完茶，大声合唱起来：泪水洒遍茫茫大地，我们受尽了劳役的煎熬，但是总会有这样一天……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微歪向一边，眼睛活像个调皮的男孩子。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跟前看个仔细呢。塔莉亚的笑声很有感染力。这个糊烟盒的十八岁的女工满怀青春的热忱，注视着世界。她的手往上一抬，领唱的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唱吧，让歌声传遍四方——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沉睡的街道被他们的谈笑声吵醒了。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什么也听不清！”他向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那些高声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喂，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就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到哪儿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吧。”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交给了保尔。
“我以为你不在呢。凑巧今天晚上我没事。你来吧。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两年没见面了。”果然是她哥哥！
保尔没有听到她又说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和当时他在桥上做出的决定，一起涌上心头。是的，今天应该到她那里去，放一把火，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掉。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电话里丽达在问：“你怎么啦，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嗯，哪，我听着呢。好吧。开完常委会就去。”他放下了听筒。
保尔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手抓住柞木桌子的边沿，说：“往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她手里那支在纸上迅速移动的铅笔也停下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呢？”“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自己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多紧张。很可惜，学习的事只好等以后再说……”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句话还不果断。
“干吗拐弯抹角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勇气对着胸口给自己一拳，干脆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坚定地接着说：“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他转过脸，避开了她那注视的目光。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挪开椅子，低头看了看她那垂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更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就这样吧，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我早说就好了。这是我的过错。”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对她这样冷冰冰的，使她十分惊愕，勉强说了两句：“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该怨我自己。”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地迈出房间，悄悄掩上了门。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还可以返回去，对她说……
可是，这又何必呢？难道要让她当面奚落一番，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铁路的死岔线上，破烂的车厢和灭了火的机车越积越多。
木柴场空荡荡的，风卷着锯末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猞猁，经常在城的周围，在丛林和峡谷里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四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干完坏事之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不时袭击宁静的乡镇。母鸡惊得咯咯直叫，满街乱跑。常常是啪的响一枪，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近旁便是一阵对射，枪声清脆，就像踩断干树枝一样。随后匪徒们便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砍杀被他们抓住的人。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帮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对对眼睛简直能穿透乡苏维埃的白房子的墙壁。在神甫家的院子里，在富农的考究的住宅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淡蓝色的原汁酒，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去。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然后再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亡命徒，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成了安分的庄稼人，在自家院子里磨蹭来、磨蹭去，不时给马添点草料，要不就站在大门口，嘴角露出一丝讪笑，一边吸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部队，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来回清剿匪徒。他不知疲劳，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摸到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喽罗。现在他已经处在包围之中，只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五个小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声音喧嚣嘈杂。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两种愿望：一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