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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好点了。”“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就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来吧，孩子，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茨韦塔耶夫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因为患肺结核而面色苍白的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吸引了工人们的注意。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菲金被开除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在会上，人们异常肃静，认真地听着省团委书记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目前的任务，谈到工厂现在进入了新阶段。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着茨韦塔耶夫。
“咱们一道走吧，有些事要跟你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说。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闷声闷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跟他并排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站住了。
“咱们坐一会儿吧。”保尔首先坐了下来。
茨韦塔耶夫的香烟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茨韦塔耶夫，你说说，干吗你总把我看作眼中钉呢？”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要谈的原来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故作惊诧，不自然地说。
保尔坚定地把手放在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装糊涂了。只有外交家才来这一套呢。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总不合你的心意？”茨韦塔耶夫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身子。
“你干吗缠着我？哪有什么眼中钉！是我亲自建议让你担任工作的嘛。你当时拒绝了，现在倒成了我在排挤你。”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一点诚意，仍然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激动地说：“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说。你认为我在挡你的道，认为我想抢你的书记当，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就不会因为菲金的事吵起来。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使咱们的整个工作受到损失。如果只对你我两个人有影响，那就算不了什么，管它呢！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可是明天咱们还要在一起工作，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你听我说，咱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你我都是工人。如果你认为咱们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请你把手伸给我，从明天起，咱们做个好朋友。要是你不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扔掉，还是一味地闹无原则的纠纷，给事业造成损失，那么，我就要为每一个损失向你展开无情的斗争。这里是我的手，握住它吧，现在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韦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他的手掌里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正是下班的时间，区党委各个办公室逐渐静下来了。托卡列夫还没打算走，他坐在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收到的材料。外面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了进来，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在书记面前。
“这是什么？”“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任的现象。我认为是时候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你给我支持。”托卡列夫看了看表格的名称，又凝视了这个青年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表格里有一栏要填写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介绍人的党龄。他用刚劲的笔迹在这一栏里填上了“一九○三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的。”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那里的索洛缅卡区林荫路去，在栗子树底下乘凉。
“别学了，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韦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保尔说。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都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的学习就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焦躁地响起来。茨韦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谈话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过身来对保尔说：“车站上有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去一趟吧。任务挺紧急。”两节漆得亮光光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一节作客厅用的车厢，窗户很大，里面灯火通明，另一节车厢里却是黑洞洞的。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正想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公民，您到哪儿去？”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鼻子，高鼻梁，一副戒备的神态。
来人是阿尔秋欣，他这时候认出了保尔，于是，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滑了下来，严厉的神情也消失了，不过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保尔简短地说明了一下。这时，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作客厅用的车厢，那里坐着几个人，都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她对面的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马上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通到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就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尾随着保尔，寸步不离。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师一样，制服上钉着许多带独头鹰的大铜钮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吧。毛病大概出在那儿。”列车员拧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进了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在走廊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把夫人请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在这里，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皮箱，一件胡乱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离开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谄媚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声说：“您去吧。”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
保尔用螺丝刀迅速换好了车顶上的灯头座，不一会儿，包厢里的灯亮了。还需要检查一下另一盏灯，那盏灯正好在那女人坐的沙发上方。保尔走到她跟前，说：“我要检查一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