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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得溜圆的眼睛看见了歹徒的面孔：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藏在大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惨白的脸。就在这时，一个歹徒正把她往破房子里拽。歹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保尔看见拱道墙壁上又有一条黑影朝这边奔来。身后的破房子里，正在搏斗。安娜拼命地挣扎着，一顶帽子堵住了她的嘴，从被掐住的脖子里发出的喊叫声中止了。监视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歹徒，显然不甘心只做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他像野兽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把猎物弄到手。他大概是个头子，现在这样的“分工”，他是不能满意的。眼前，他抓在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嫩了，看样子不过是个机车座的小徒工。
这么个毛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消用枪在他脑门上戳几下，让他到旷场那边去——他准会撒腿就跑，一直跑到城里，连头也不敢回。”大脑袋想到这里，松开了手。
“赶快滚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敢吱一声，就一枪要你的命。”大脑袋用枪筒戳了戳保尔的前额。“快滚！”他嘶哑地低喝了一声，同时把枪口朝下，免得保尔害怕他从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的，眼睛还盯着大脑袋。歹徒以为他是怕吃子弹，便回身朝那座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心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个急转身，平举左臂，枪口刚一对准大脑袋歹徒，啪的就是一枪。
歹徒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没等他抬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喑哑地叫了一声，身子撞在拱道的墙壁上，他用手抓着墙，慢慢地瘫倒在地上。这时，一条黑影从小房的墙洞里钻出来，溜进了深沟。保尔朝这条黑影放了第二枪。接着，又有一条黑影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暗处逃去。保尔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水泥墙上，灰土撒落到歹徒身上，他往旁边一闪，在黑暗中消失了。保尔朝黑影逃走的方向又打了三枪，枪声惊动了宁静的黑夜。墙根底下，那个大脑袋歹徒像蛆虫一样，身体一屈一伸，在作垂死的挣扎。
安娜吓呆了，她被保尔从地上搀起来，看着躺在那里抽搐的歹徒，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了。
保尔用力把她从明亮的地方拉向暗处，他们转身往城里走，奔向车站。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响起了报警的枪声。
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到安娜的住所的时候，拔都山上的雄鸡已经报晓了。安娜斜靠在床上。保尔坐在桌子旁。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刚才他杀死了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这是第四个了。
到底有没有总是表现得完美无缺的勇敢呢？他回想着自己刚才的经历和感受，不得不承认，面对黑色的枪口，在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是凉了。再说，让两个歹徒白白逃走了，难道只是因为他一只眼睛失明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
不。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本来可以打得更准些，但是由于紧张和匆忙才没有命中，而紧张和匆忙无疑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动作。不过，他的眼睛是安详的，只有额上那条深深的皱纹说明他在紧张地思索。
“你想什么呢，保尔？”他一怔，思绪中断了，像一缕烟从半圆形的灯影里飘了出去。他把临时产生的一个念头说了出来：“我应该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报告事情的经过。”他不顾疲劳，勉强站了起来。
安娜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屋里。她拉着保尔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她是这样可贵可亲的人在夜色中走出很远，才关上了门。
保尔到了卫戍司令部，他们才弄清了铁路警卫队刚才报来的无头案。死尸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警察局里早就挂了号的一个强盗和杀人惯犯——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了拱道附近发生的事件。这件事使保尔和茨韦塔耶夫之间发生了一场意外的冲突。
工作正紧张的时候，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把保尔叫到跟前，接着又把他带到走廊上，在僻静的角落里站住了。他很激动，一时不知道话从哪里讲起，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你谈谈昨天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都知道了吗？”茨韦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对茨韦塔耶夫的震动比对别人强烈得多。他也不知道，这个锻工虽然表面上淡漠，实际上对安娜·博哈特却颇为钟情。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茨韦塔耶夫一个，但是他的感情要复杂得多。他刚才从拉古京娜那里听到了拱道附近的事，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恼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向保尔提出来，可是又很想知道答案。他多少也意识到，他的担心是出自一种卑鄙的自私心理，但是，内心矛盾斗争的结果，这次还是一种原始的、兽性的东西占了上风。
“保尔，你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咱们俩这次谈话，过后别告诉任何人。我明白，为了不让安娜感到痛苦，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那个歹徒掐住你的时候，另外两个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再也不敢正视保尔，忙把目光移向一旁。
保尔这才开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茨韦塔耶夫对安娜只是一般的感情，他就不会这么激动。可是，如果他真的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感到受了侮辱。
“你干吗要问这个？”茨韦塔耶夫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些什么，当他觉得人家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你耍什么滑头？我要你回答，可你倒盘问起我来了。”“你爱安娜吗？”一阵沉默。然后茨韦塔耶夫挺费劲地说：“是的。”保尔勉强压住怒火，一转身，头也不回地沿走廊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不好意思地在朋友的床旁边来回踱了一会儿，后来在床沿上坐下来，用手捂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从一方面说，好像是小事一桩，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完全相反。我跟塔莉亚·拉古京娜之间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我挺喜欢她，”奥库涅夫抱歉地搔了搔头，但是看到保尔并没有笑他，就鼓起了勇气：“后来塔莉亚对我……也有点那个了。总而言之，我用不着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你，一切都明摆着，不点灯也看得见。昨天我们俩决定尝试一下建立共同生活的幸福。我二十二岁了，我们俩都成年了。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跟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看怎么样？”保尔沉思了一下，说：“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出身都一样。其他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姑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天，保尔把自己的东西搬到机车库的集体宿舍里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合伙举行了一次不备食物的晚会——庆祝塔莉亚和尼古拉结合的共产主义式的晚会。晚会上大家追述往事，朗诵最动人的作品，一起唱了许多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拿来了手风琴，于是整个房间响彻了手风琴奏出的银铃般的乐曲声和浑厚深沉的男低音和声。这天晚上，保尔演奏得十分出色，当大个子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就更是忘怀一切了。手风琴一改时兴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老乡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的曲调追忆着往事，把人们带回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歌唱今天的友谊、斗争和欢乐。可是，当手风琴转到沃伦采夫手里的时候，这个钳工马上使劲奏出了热烈的“小苹果”舞曲，跟着就有一个人旋风似的跳起舞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他跺着脚，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跳舞。
第二部·第四章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默默地互相敌视，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里就是边界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伸向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穿越森林中的通道，下到峡谷，又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
天非常寒冷。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的是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很暖和。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
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走着，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
在这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彼此可以看见，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还是鹰，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他搓着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
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一停下，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要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但是，四周是一片荒野，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
波兰人想抽烟，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空中没有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用。”波兰兵首先开了口，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他讲的是波兰话。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烟，请扔盒火柴过来。”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
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心里想：“看来这位'先生'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