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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也真够惨的。这么冷的天，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扔过去一盒火柴。
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你留着用吧，我还有。”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不，谢谢，为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监狱。”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最后通牒”。他想：“是啊，真不假，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
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没有蹄印，也没有人迹。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以外，又是一对界桩。
“吁！——”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很难弄明白，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这里有人走过。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营长又策马前进，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穿过三排的防区，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现在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就跑了起来，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没有，还没看见。”“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苏罗坚科，营长同志。”“好吧，要特别留神。”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您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当两匹马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营长说：“在边境上随时都得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要后悔。干我们这一行不能睡大觉。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一到夜里，就要十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负责的地段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更困难。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到谁家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边界，聚在一起。这有什么难的——两边的房子才隔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当然，这都是小事情。也就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波兰香露酒这一类的事，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靠近边界的所有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你要买什么，应有尽有。
显然，这些商店决不是给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保尔蛮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事情只限于走私吗？”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市场中心是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粪便。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
这座破旧的建筑物，如今已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毕竟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因为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一想都怪恶心的！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兴。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越闹越凶，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昨天，他看见神甫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这块牌子决不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教堂跟前，没想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哼，真的干起来啦！”神甫家的大花园从两面合抱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彼此早就嫌弃了。新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空虚寂寞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虔诚的主人过去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经常挤得满满的。神甫的府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进前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以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为奥库涅夫结婚举行庆祝晚会以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是想起来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房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才也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现在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异的霜花。
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炉子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间，铁路工厂团委委派他为团组织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毁坏的车辆。他们还经过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段路线。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猖獗的地方，到处都有破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炸坏的贮水箱。保尔是个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活，但是他亲手用扳手拧紧的锈螺丝帽就不止上千个。
秋末冬初，列车把他们送回了工厂，大家欢迎这一百五十人返回车间……
在安娜房间里又常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还时常可以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到他讲过去的斗争故事了。他讲敢于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拉辛（1671年卒），1667…1671年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译者］和布加乔夫［布加乔夫（约1742…1775），1773…1775年俄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领袖。——译者］的起义。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外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他却斩钉截铁地宣布：“我决不再抽烟了。”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开头有人说，习惯比人厉害，养成了就改不掉，抽烟就是个例子。这话引起了争论。保尔并没有参加争论，可是塔莉亚硬把他卷进来，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人。不然的话，岂不要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吗？”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唱高调。要是戳穿他的牛皮，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他知不知道抽烟没什么好处？也知道。那就戒掉吧——又没那么大能耐。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会上'宣传文明'呢。”说到这里，茨韦塔耶夫改变了腔调，冷嘲热讽地问：“让他回答大家，他还骂不骂人？
凡是认识柯察金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骂起来实在厉害。真是传教容易当圣徒难哪。“接着是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这种挖苦人的腔调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嘴上慢慢拿下烟卷，揉碎了，然后轻声说：”我决不再抽烟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这主要是为我自己，也多少是为了茨韦塔耶夫。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我还有个骂人的坏毛病。同志们，这个可耻的毛病我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不过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很少听见我骂人了。话是容易脱口就说出来的，比不得抽烟，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这个毛病不会再犯了。但是我一定要把骂人的缺点也彻底克服掉。“入冬以前流放下来的大量木排壅塞在河里。秋水泛滥，有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河水往下漂去，眼看这些木头就要损失掉。于是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共青团员去抢救这批珍贵的木材。
保尔当时正患重感冒，他不愿意落在大家后面，竭力瞒着同志们去参加劳动。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的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诱发了潜伏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他发高烧了。一连两个星期，急性风湿病折磨着他的身体，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干活了。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于是让他退职，并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生气地拒绝领抚恤金。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母亲曾经多次来信叫他回家去看看，现在他想起了老太太，想起了她在送别时说的话：“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他到省委会领来两份组织关系证明书，一份是共青团的，一份是党的，卷在一起。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母亲那里去了。一连两个星期，母亲又用草药熏，又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以后，他走路已经不用手杖了。他内心充满了喜悦，黄昏又变为黎明。
列车把他送到了省城。三天以后，组织部给他开了一份介绍信到省军务部，由军务部分配他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来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把分散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这个新区建立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