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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比上一次更厉害。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遣。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